2012年暮春，站在金村小桥畔，面对青葱四野，我不免思绪涌动。从初春草色一抹到丰绿一片，触摸金村长长时间流水中淘洗过的发黄纸页，眼前是金村人远去的背影。

有两个人物令我产生浓厚的兴趣。

       让我先想到了是，古人讲游学，一支剑一箧书，学即是游，游也为学。近古长剑走天涯的豪情不再，但游却延续下来，以两种人为多。一为文人，游走大地岁月，左近江阴徐霞客为中国游家（旅行家）第一人。张家港的就要数金村金病鹤了，他钟情和行走四野，前后消磨二十年时光。一为僧人，僧人有自身便利，僧钵芒鞋走天下，金村的释真诠，云游而来，为金村风光景物吸引，居永昌寺，日日醉于四近风物，谁说他不是游呢？伟人说“坐地日行八万里”，即是。

此两人不仅游，而有记，一为《西湖新旧梦》，一为《学半斋诗抄》，读着它，就如跟着两人游赏一过，不亦乐乎！

 

金病鹤：芳踪处处是雅韵

 

金氏父子民国年间为文坛闻人，金鹤翀可说名倾东南。作为金鹤翀乃兄的金病鹤（又名鹤翔，1865-1931，字幼香，县诸生，早年入“南社”，后推为常熟著名诗社“虞社”名誉社长），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游历北京、上海、南京、镇江、杨中、南翔；无锡、苏州、江阴。近处的周庄、虞山、大义、福山，更是来往去无时。浙地的嵊县、天台、绍兴、平湖、桐庐、新昌、石城、宁波、富阳、杭州等地，更是他长年逗留之地，“离巢我似孤飞雁”，是他丧偶后的真实写照。

金病鹤游历，多有曲折。早年从何市友人时为浙江嵊县令、平湖、石門知县的徐印士交游，辛丑年（1901）前后共游嵊县一带，他们陟天台华顶峰，游国清寺，观石梁瀑布，金病鹤“昂头览尽天台胜，此际高吟信不群”，可谓意态赳赳。然长期在浙地雾中游，致罹生黄疸，经年始愈，这是他付出的代价。

金病鹤并不悔游，“踏遍青芙蓉（青山）”，是他的执着。民国间数度设馆教学杭州毛氏家等家，使他游历得地理和经济之便。至民国十年（1921）金病鹤作苏州邓尉游时“遭先君子丧，遂不复出”。其间流连严子陵隐居地钓台及王羲之寄居处兰亭，有《钓台游记》。1901年至1921年间，金病鹤大量流光闲时多沉浸于浙江多地，特别是西湖的灵山秀水。

金病鹤的游历并非一过性游览。他在游中会细细玩味，各个季节次第赏游，有的一再返赏。他诗中多有“眼底春光”、“客里端阳”、“西湖秋柳”，及“腊月探梅”等，可见他于西湖各种异景，在宽松无碍之闲心中得之，进而展示其诗心。“十年同此月”、“十五年前数往还”，乃至“我忆前度游，廿载一刹那”，金病鹤设馆教学之余，欢会朋友，寻访名山，荡桨西湖，遍游西湖畔的名胜古迹，酣畅淋漓地探秘览胜，使他心与湖交，这是他的人生梦影，借西湖出之，前梦叠新影，一梦贯带。以诗纪游，是文人雅举，而取名《西湖新旧梦》或许梦影踪痕传递他的心路历程，也曲折反映时代转型期的心相和意态。

金病鹤不仅游西湖，泛舟潋滟湖波，还行走西湖周边乃至更远处，人至者他必至，或携众或独人多次游；人所不至者他奋然行之，以求一见；史上消失之景，如南屏山、赤步等常人不涉处，也百计挖掘，以求一会，见出他广域游历的浓厚兴趣和热情。诗人是无处不至地探幽访胜，无边湖山入眼底，他翻作诗歌新声，化为诗痕处处。

诗人游中富于情趣，他追慕古人，对苏东坡的心向往之，在诗中十数次提及“坡公”，他在孤山折取梅花一枝，带回家乡，与朋友聚会，知正逢苏东坡生日，“予以西湖红梅一枝”，借花献东坡。他游时放得开，如到胜到拂水岩，与众人欢会，至晚留宿峰顶。有时游兴难抑，冒雨而游，买舟漫游，“枕上潮声催早起，同舟五客皆酣眼”，他观看曹娥江沿途风景已多时，把酒作画，十分潇洒。

金病鹤游西湖等地，湖山人一体化为情感物，游走湖域，敞开心怀，人与物骋，种种具象纷至沓来，无边光景，以心触之，升为意象，甚至化身为其中一个，湍发之兴，发而为诗，汁液饱满而淋漓，这是与他“我抱山水癖，越中惯流寓”分不开的。

金病鹤并非一味留连景色。他固然有“八尺轻舠酒半瓶，四山照得两袍青”的优雅轻灵！也有对前朝英雄的家国感触。好多诗写出了他作为民初知识分子独有的风骨和思考，加入“南社”后，诗常作铮铮之声，“英雄奇笔翻前史，儿女读兵独出时”，可见一斑。

作为羁旅的补充，多友使他其乐无穷，他与杭城文朋诗友游湖山，正如金鹤翀所记：“士林多乐与之游，……诗酒过从，至老而不倦。”他在游中得乐获趣，在游中切磋诗艺，于赏玩寻常景物时，经营出一种美好。游路即心路，天地幽景、细密心思，成为丽景，诗作踪眼前之景，也忠于心灵召唤。这既是一个士大夫情怀遗存，也是一种现代独立人格的展示。

也许是生活不如意，也许是长久设馆客居，依人篱下。不能不使他产生一种落寞心：“春时恨春迟，花我飘零似。忆我羁是乡，几度冲寒水。”他总是闷闷不乐，不能不用西湖之波荡洗胸中之块垒，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真正的梦想：“醉时寻姑射，醒即悟琼姊。天地一家春，奚必分彼此。”理想和羁旅情怀，两者不能得兼，沉于杭城之景，或许是一种解脱。

金病鹤当年游历见出这位民国文人对西湖的醉生和梦思，其游历杭城、泛舟西湖的所在，已非旧时貌，有的已湮没。但他触摸那些远去的遗迹，或者更有意史的意义吧。

 

释真诠：寺庵内外俱有味

 

金村人才品类多，释真诠是长期寓居金村的僧人。据其生平鳞爪资料，释真诠，字志大，为律然之孙，自维摩寺来居永昌庵，善画梅竹及蟹，能诗，有《学半斋诗钞》。真诠是“律然之孙”，律然是清名僧，字素风，海虞（今江苏常熟）秦氏子，剃染长寿庵。工诗、画，有《息影斋诗钞》、《清画家史》。据此可知真诠的俗姓或为秦。他自署“玉峰释真诠”，大体可知他早期生活于昆山，后辗转落脚于金村。

律然诗集为当代收藏家兼文学史家黄裳先生视为收藏“快事”，可知其价值。更有价值的是钱钟书先生认定：“余尝细按沈氏（沈德潜）著述，乃知‘理趣’之说，始发于乾隆三年为虞山释律然《息影斋诗钞》所撰序。”（钱钟书：《谈艺录》）。释真诠获其祖风吹熏，丰厚诗画学养，醉心佛道，一心参禅，修炼自在境界。

寓居金村永昌寺方寸之地，释真诠却经营有道，化狭小为广大，化静寂为生动，云游是寄情山水，参禅也是心的驰骋，都在感受流光。僧人这一身份让他穿行宽裕的时间中，优游山水胜迹几乎是他的随意而为。“芒鞋未试天涯远，徒羡千山与万峰。”他是行走的，一双芒鞋，便可千山万水。

僧行无牵挂，随意生发，云游无迹。他常常江阴、常熟、无锡等地往返，本地金村、虞山、恬庄、福山等更是踏遍，山岚水溪，风华景物，助其游兴的高涨和欣赏的敏感，他感受到“山含宿雨还流翠，水映残霞半带红”，“柳渚绿添新涨阔，药畦红润嫩苗鲜”的美好。他游历为诗，大都绘影绘形，有形神兼备之妙，达于“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作为一介诗人，为美景感染，激发其浪漫情怀：“月光浸水寒堪掬，奋臂直欲追青莲。”这是一般僧人少的情怀，见出他的生性真率。

僧人视角中往往有宗教情味，禅意不觉间生出，甚至达于极致。但释真诠并不排斥俗务，人间世态与之交相掩映，这就有不少情趣：他有对姹紫嫣红的遐思，“香消犹恋林塘净，霞散宁随鸥鹭飞”；有对东风美景的欢快，“今夕东风已无赖，满庭春雪落梅多”；也不乏对景凝眸的小情趣，“微吟爱幽独”等等。这些俗人的感情，显出释真诠的特别。更特别的是，他对人世的觉悟，不是从僧的角度看，而从常人的角度看，如“最爱婵娟如索句，更阑欲堕尚盘桓”，“此身愿化九皋鸟，飞入霜林伴冷吟”，他以明志的方式感受光景。在春夏秋冬四时景，千山万水随意游走中，可以看到他的独特。

僧中生活刻板，又为外来，易生落寞，夹杂他多病。静下来总难以忘病，生活中就有病中思，病中吟，病中无聊，病中参禅……病中虽苦，他于中寻觅情趣消减孤寂，这就不一般了。他没有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所举“吐半口血看秋海棠”的文人做作，他在感受孤清落魄时，自得其乐的风雅之举是 “药铛夜静煎明月”，煎药便是赏月时，病中一样富有情趣；“忘机不碍身多病”，难耐之时却能进入忘机之境界；人在怜爱他，他却有参禅之乐，“此夜莫忘泉石趣，好流残梦过湖桥”，梦中游湖过桥，风雅自得。

释真诠并不消极的适应病，而常思“翼健终期万里抟”。多病的他，诗气遒劲不衰，此或为自自喻。可说病使他获得情调，不是小情调，是真情调，病蚌化珠。他并非以落寞为甘，他化落寞为充实的就是交友。他常以诗画交友，就有了题画访友、酬谢祝寿、玩月夜话、奉赠寄思……这大大消解了他生活的重压，恢复了他的生活的自信：“嫩茗邀宾和雪煮，好风入座带花香。”的确，生活不能无友。

他与友共话，诗氛、棋道与朋友对应是三美，而“碁敲棑几铺寒玉，榻傍芸窗逗碎金。”有朋友使他倍感阳光。与友朋把盏，作信宿之谈，“钟声入夜还留客，敲破松烟漏月光”，“明春如践约，重与话三生”。他把朋友家一株树看成一只鹤，寻求诗趣，显出的却是骨子里的可爱处。他一个可爱的，热爱生活，为朋友掏心肺的直道达人。

当然，真诠是诗人，也是僧人。他似乎更多地以禅心看待人事。

“云迷旧馆花空落，鹿去荒台草自生。”——充满历史兴替的信息和难以解读的禅机。“欲知无限苍茫兴，吟遍秋风独倚阑”，“半壁江山足歌舞，两河征战几风烟。”历史与生活一样令人惆怅，化为一种禅机，这是让人领悟他的生活。当然这里的所谓禅悟，还是人之常情。

禅悟关键在悟，而释真诠诗中的“禅语”对应古诗中“理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继承乃祖诗风。他的诗写得潇洒、灵动、机智。有时又不乏烟火气。入于其中，出于其外。正是对诗与禅的良好把握，造成了诗艺的独特。作为一个僧人，自有禅心，所见可称皆有禅机，但入诗，要求得“理趣”，却难得，真诠的诗独具特色，此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只是天不假年，身弱多病，释真诠1783年圆寂时并非年高。可惜的是，多游善交之事大多湮没民间。但他的《学半斋诗抄》留给后人的是释真诠诗酒风流，行吟而潇洒的背影。

 

暮春初夏风来，读读金病鹤《西湖新旧梦》、《学半斋诗抄》，也会像他们一样游历并沉浸于如梦似幻的美景中，从而得到人情的淘洗。

 

 

 

                                                                         此文发表于《东渡》创刊号“东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