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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怕情多》诸荣会

发布日期:2015-11-24      阅读数:1465 次

 南京 诸荣会

 

郁达夫可算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有朋友缘的了。

鲁迅、郭沫若、沈从文和徐志摩等,无疑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几座重镇,而郁达夫则是这几座重镇间的一座枢纽。这不能不说实在难能可!因为就是那几座重镇间,大多数时候相互间都是鸡犬之声相闻而又是老死不相往来,偶有往来,常常都是刀兵相向:

郭沫若曾将“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的帽子硬扣到鲁迅头上,而鲁迅为此也回敬给郭沫若一个“才子+流氓”的雅号,而郁达夫竟然与他们俩都是朋友,他与郭沫若等曾一同发起成立了“创造社”,同时作为朋友他又是鲁迅差不多唯一一位将友谊保持到了终生的。

鲁迅曾因为将丁玲的求救信误以为是沈从文的,弄得沈从文至死都不曾与鲁迅交言,至于郭沫若,他曾经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郁达夫则事实上是沈从文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的伯乐和知己。

“新月社”是与“创造社”相对立的一个文学社团,徐志摩是其成员;他还曾亲口对周作人说过:“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而他与郁达夫既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更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仅凭着郁达夫如此的枢纽作用,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更何况他本身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一座重镇哩!

郁达夫不但有朋友缘,更有女人缘;不但其笔下的小说迷倒了难以计数的怀春少女,而且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总是桃花运不断,对此他从不拒绝——不但不拒绝,有时还主动追逐。

 


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又逢上一个小阳春的天气,那一天,身在上海的郁达夫收到了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他打开包裹,立即将新衣服穿上试了试。此时他的心头忽然飘过妻子孙荃的身影,这让他忽然又记起老家有句俗话:“人有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自己那位并不算丑但也确实不算漂亮的妻子,或许真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宝”呵!他在心里隐约地想。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与鲁迅先生的一样,也与当时许多人的都一样,也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产生的。但是郁达夫与鲁迅先生又有些不同:鲁迅先生对于世事是那种至死都“一个也不饶恕”性格,而郁达夫有时则会“道向圆处走”,他虽然也对自己这门婚姻不尽满意,但竟能觉得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所以待她并不像鲁迅先生待朱安那样决绝,将她娶回周家后便让她事实上受“活寡”一生,而与孙荃竟一连生下了四个孩子,让郁家这个人丁并不算太兴旺的大家庭里一时很感安慰,尤其是他的母亲陆氏。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书香门第,由于父亲的早逝,他事实上是由母亲拉扯大的。那是一个贫寒的家庭,他后来在自传中曾这样写道:“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好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除了物质财富聩乏外,精神财富倒极其丰富,这个家里有书读,所以童年的郁达夫便通过发愤读书丰富心灵来填补生理上对于物质的需求,小小年纪时便在文学上显露出了很高的才华。然而家庭并不希望郁达夫成为一名文人,因为家庭的现实正活生生地证明,一个纯粹的文人在那个时代必然只能贫穷,因此,当1913年长兄郁华考取了官费留学的资格赴日留学时,郁达夫随之一同入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但是,尽管郁达夫最终取得了经济学学士的学位,并且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统计学,但他并不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此时的他已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散文、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总之他此时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作家了。

作为文人,似乎注定了其生命必然是风流倜傥,其人生必然是浪漫多情,郁达夫也不例外,更何况人总有一种补偿心理——郁达夫有婚姻,但爱情的滋味却并没有多少体验;他对妻子有一种“淡淡的依恋”,但从没过激情与疯狂。所以郁达夫一面做着四个孩子的爸爸,一面常有一些柳永式的颓废行径。对此我们当然不能用世俗的眼光去苛求一个文人,更不能用一般的道德标准去评价一个文人风流。至于孙荃,虽然对他在外面的所作所为也有耳闻,但也无可奈何,她只希望有一天丈夫在外面倦了、累了,甚至有一点老了,他一切的荒唐也便了了,所以她仍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方式爱他,他回家,便给他准备一日三餐,他外出,便给他准备盘缠行囊,他不归,便给他寄冬季寒衣……

郁达夫穿着妻子寄来的这件新皮袍,觉得正合身。想到晚上将要赴老朋友孙百刚酒宴,于是他便没有将新衣裳下。傍晚,郁达夫就身穿着新皮袍向位于马当路尚贤坊40号的孙百刚寓所走去,浑身上下似乎暖暖的,而心中似乎更是涌动着一股暖流。只是此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一场朋友聚饮,将注定使他以后的人生登上大喜大悲的顶点。

就在孙百刚家,他遇见了一位姑娘,当他与这位姑娘四目相对时,他愣住了,因为眼前这双眼睛“明眸如水,一泓秋波”,让他惊为“遇见天人”。他很快回过神来后,心里发出了一场轻轻的叹息,同时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出窍。

这位姑娘叫王映霞,杭州人。由于父亲早逝,跟随母亲在外祖父家长大。其外祖是杭州名士王二南,是小有名气的一位诗人,王映霞因为从小受其熏陶,不但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自沉其中,以至浸染出了一种独特的气质,且天生丽质。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怎么能不让本来就倜傥多情的郁达夫一见倾心! 此时的郁达夫31岁,王映霞20岁。

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王映霞早就读过《沉沦》,对于郁达才华也可谓仰慕已久,但同时对于他许多风采萍踪的传闻也早有耳闻,更何况此时的郁达夫已是有妇之夫,所以她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初恋和终身都交给这位以追求感情自由而著称的浪漫诗人和作家的。当郁达夫开始向王映霞疯了似的发起爱的攻势时,第一遭遇便是王映霞的断然拒绝,并且是以自己已许配于人为由。

然而,此时的郁达夫已经近于疯狂,他认定女人是水做的,其心也是水做的,绝经不起执意的攻击。他一面求朋友帮忙安排各种与王映霞“邂逅”的机会,每次见面时都出手大放,热情奔放,短短的一段时间,上海滩各大饭店、舞厅,几乎都留下了他们出双入对的身影;与此同时,他自然更发挥自己长处,给王映霞大写情书请诗。那些情书请诗我们今天大多数都能从他的选集中找到,虽然时隔大半个世纪了,但今天只要我们读一读,仍不难感觉到,那哪是普通的信呵,分明都是能燃烧的火。

第一步,考虑到自己毕竟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王映霞也毕竟已与人订婚,他写道:

 

我希望你能够信赖我,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世界上的伟大人物看,更希望你能够安于孤独,把中国的旧习惯打破。所谓旧习惯者,依我看来,就是无谓的虚荣。我们只要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在非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我们应该生活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

我对于你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

 

第二步,为了阻止已经订婚的王映霞走向婚姻,他又写道:

 

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成长,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

 

第三步,他连孙子兵法中的“激将法”也用上了,不但以爱的美好前景相诱,更相激道:

 

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轻轻放弃……

 

或许是初涉爱河的王映霞根本就无法禁得住郁达夫这样猛烈的炮火,或许“自由”“独立”对于以“新女性”自许的王映霞有着太大诱惑力了,郁达夫在经历了一番完全疯狂、不计后果的爱的攻势后,也在经历了一番忐忑不安、近乎绝望的等待之后,他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的芳心,他们这艘爱的航船终于艰难启航了,而郁达夫的心情正如另一首写给王映霞的诗中所写: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1927年8月15日,《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刊登了一则《郁达夫启事》:

 

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

 

就此,有人说是郁达夫自支离开了创造社,也有人说郁达夫是被赶出了创造社。无论如何,郁达夫是就此离开了创造社,这一点是事实。

郁达夫是1926年12月27日从广州到达上海的,此前他因不愿在北大继续当他的统计学教师,而就郭沫若之邀去了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但在广州又对一些革命现象深感失望,而发表《广州事情》等,与郭沫若等发生罅隙,无法久留之际,他来到上海,想一面专心从事创作,一面清理创造社出版部的有关事宜。然而只数月,不但创造社出版部没有清出个头绪来,而且竟离开了创造社,其中的原因是当然难以一言尽之,但是创造社元老之一郑伯奇说:“达夫改组出版部以后,半年间《创造月刊》只编印了一期……”,另一位创造社的主要成员王独清的一段话说得更明白:“当时创造社在上海的两个中心分子——成仿吾和我——对郁达夫的不满,只是为了他负了社内的编辑的重责,却一年来只编了一期月刊,一点工作都没有进行。”这也就是说,郁达夫之所以在创造社实在混不下去,是因为他作为创造社的领导之一,却在创造社“怠工”。

要知道,他可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呵,他与郭沫若、陈仿吾、郑伯奇等,既是创造社的元老,又一直是创造社的实际领导者和经营者。那么郁达夫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事业“怠工”呢?其中当然有许多人事矛盾上的原因,但有一个实际原因也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他来到上海后仅仅十几天便遇到了王映霞,并立即陷入了爱的痴迷与疯狂中。可想而知,他那学习过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脑袋里,那些日子里整天盘算着的是如何攻克王映霞这座爱的堡垒了,哪能分出太多的心思来盘算生意上的事情呵!至于他那支本可生花的妙笔,也全用来为王映霞写情书了,也哪能写得出太多的文章为杂志供稿呵!至于上班作息时间等等,在爱情至上如郁达夫者看来,那更不会让他放在心上加以在意!什么工作、创作、事业,那时一定统统为爱情让道了,所以他在创造社落下个因“怠工”而被赶出的下场,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想来那也绝不会是他受了老朋友、老同事多少冤枉。且从他发表启事、高调离开来看,对此他也没什么悔意,因为他毕竟以此换得了美人入怀。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不久又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婚礼。证婚人是柳亚子,郁达夫的留日同窗易君左在赠诗中则称他们为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此句也被当时的报纸纷纷引用作对他们婚礼报道的标题。郁达夫自然是得意之极,但他的家人对他的再娶却表示出了强烈的反对,长兄郁华从北京写来长信,对他一番痛骂,以至于一来二去弄得郁达夫宣布与他断绝兄弟关系。他与王映霞的订婚和结婚典礼,家里也都没有一人参加。

对此,王映霞也不在乎,因为这样倒可免了许多繁文缛节,这让她心里反而还有点暗暗高兴。这时最痛苦的人自然是孙荃,得到丈夫订婚的消息,他遂宣布们从此与郁达夫情绝分居,为此她函告郁达夫,将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直至终生。生活中如此残酷的事情就这样活生生地发生了:一个女人的快乐竟连着另一个女人的悲痛;一个男人的快乐竟建立在一个女人痛苦之上。

1928年3月,他们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总算来到了人间,过上了饮食男女的日子。此时他们虽然琴瑟和谐、恩爱如初,不久王映霞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郁飞,小名阳春,意在纪念他们相识在那个小阳春的日子里。孩子无疑是他们爱情的又一道凝固剂和润滑剂,对于他们的婚姻生活和小家庭,也无疑是锦上添花。至于衣食住行,王映霞也很满意,她后来在自传中曾对这一段日子这样回忆道:“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而,好日子总是那么短暂!饮食男女的日子很快就让当年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感到了些许的无奈。看似幸福的一个个平常日子里,不安的暗流在渐渐涌动。

郁达夫本就是个浪漫诗人,其浪漫自然不仅仅在诗文中,更体现在生活中,不仅呼朋唤友、狂歌豪饮是常态,而且动不动就醉卧青楼,不知归路,弄得王映霞独守空房,但又牵肠挂肚;有一次,他夜饮回家,竟然醉倒在家弄堂口的雪地上,王映霞等了一夜,天一亮便出门去找,看见了倒在雪地里的丈夫,让她又生气又心急更心痛。再加上王映霞本以为结婚以后郁达夫会很快与前妻孙荃离婚,谁知事实上却很难,王映霞深感自己的婚姻是不完整的,为此她也没少在郁达夫面前叨叨。叨叨多了,郁达夫便也心烦,觉得我都已如此爱你,不就够了吗,你干嘛在乎这些?于是一怒之下,他或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或是为了更加“搞定”王映霞,竟然将自己追求王映霞时写下的爱情日记公开出版了,题曰《日记九种》。而郁达夫在结婚前曾对王映霞信誓旦旦地保证过,自己的日记不会在有生之年发表的。这让王映霞感到无地自容。然而在这一切在郁达夫看来实在不算什么,他完全不曾顾及过王映霞的感受。

另外,饮食男女的日子,少不了要为柴米油盐之类盘算,但是由于王映霞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婚后不久,即将郁达夫本来也不算太多的积蓄花光了;可此时的王映霞以郁太太的身份所到之处,俨然是上海滩交际场的一颗红星,衣着考究、进出有车,自是不在话下,平时也出手大放,这让从小被饥饿所伤的郁达夫以难以应付之际,少不了对她多有微词,而这又每每弄得双方多有不欢。但不欢之余,郁达夫为了讨娇妻欢心,又不得拼命写作、四处编稿和讲课,以求多赚得些碎银。金钱二字像石头,总是压着他喘不过气来。这自然也让郁达夫感到痛苦。再加上他这一阶段,他在人生和创作上又正处于一个小小的低谷中,先是被迫从创造社退出,后又被“左联”开除。好在也正是在那一阶段,也是从广州来到上海的鲁迅先生与他相交甚得,并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但在文学论战中相互策应、对敌斗争中相互声援,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如他们曾合办《奔流》半月刊,不但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创造了发表的平台,并获得收益,更加使得他们在工作和战斗中凝成的友谊不断加深。因此,当1933年郁达夫准备从上海移家杭州时,鲁迅真诚地以诗加以阻止: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诗的意思是说,九百多年前统治杭州的极苛酷的钱鏐虽然死了,但像钱鏐这样的人那里仍有。与其到杭州去,不如到更旷远的地方去。在那里,倒是“风波浩荡足行吟”啊!可惜郁达夫没有听从鲁迅的劝阻,他还是去了杭州,以至于后来这对当年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在再次回到富春江边后不久反倒分道扬镳,演绎出一段爱情婚姻的悲剧;也正是因此,后世善良的人们,在一面惊叹于鲁迅对于人生和社会超强的洞察力之强之余,总是无比惋惜地想——假如郁达夫当年听了鲁迅的话,那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吧!然而,人生是没有假如的,历史也没有假如,一切都似乎是命定。

 


鲁迅为什么要劝阻郁达夫去杭州?有人说是因为鲁迅不喜欢杭州。

的确,鲁迅似乎一直不喜欢有着“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1924年,他“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便高兴地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文章开头后他就写下了这么段话:“(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通过这段话就可以看出,鲁迅对杭州及西湖似乎早无好感。1928年,鲁迅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不但明确表达了他对杭州的西湖没有好感,而且还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在这儿,鲁迅表达了他不喜欢杭州西湖的原因是,“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

然而,这里鲁迅仅仅只说出了一个原因,也是表面原因,另一更深的的原因则与社会政治有关。

辛亥革命后,杭州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都在这场革命中得到的洗理,但是由于杭州是鲁迅家乡的省会,他的许多朋友都在那里生活与工作,他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那里因革命而牺牲,同时也看到不少人,也在那里是如何的镇压革命、出卖战友,为此鲁迅写过许多以此为题材和为背景的小说与散文。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实行文化戒严和文化迫害,当时的浙江当局竟趁机发出缉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堕落文人”。正是因为这些,鲁迅对于自己家乡的杭州,可谓因爱之深而恨之切。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鲁迅才竭力劝阻,先是口头相劝,后又以诗相阻,且这首律诗也写得章法别致:一般律诗都意思上常常是四句一转,分上下两层,但这道七律,鲁迅竟然连用六句写了杭州的种种不是,道明目的的只有最末二句。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旧体诗研究最深、创作水平最高的作家,对于鲁迅这首诗的内容和深意肯定是一目了然的,更何况这首诗鲁迅虽然是写给王映霞带回家的,但郁达夫一见后便说,“他(指鲁迅)这意思早与我说过”。

然而,郁达夫终究还是没有听鲁迅的劝阻。

后世的多数研究者主要将其归因为政治气候,因为郁达夫离开创造社并与之发生论争,又加上当时风传上海国民党当局要搜捕郁达夫,所以他才不得不离开上海。然而这看起来很有道理的归因,其实并不太合逻辑:一是如果确是这样,那郁达夫只要离开上海就行了,为什么一定去的地方是杭州呢?二是为了躲避风传的搜捕而投身到曾经发出过通缉令的地方去,显然也说不通。

其实郁达夫移家杭州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

1932年11月10日晚,临时去杭州的郁达夫住在一间旅店里,孤寂难眠之际给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的妻子王映霞写信——仅仅小别几日,竟就忍不住要写信对妻子嘘寒问暖,这本身足可说明,他们那时夫妻关系还如胶似漆——将自己在杭州的活动作了一番告知后,或许是郁达夫发现杭州的房地产市场较有前景,在信的后半他告诉妻子王映霞说:“《弱女子》(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名作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

十天后,郁达夫又在一封给王映霞的封里说:“我将有一篇东西(短篇小说《瓢作和尚》)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

《她是一个弱女子》20000多字,最终郁达夫得稿费1000元(大洋),《瓢儿和尚》8000多字,郁达夫最终得稿费只有80元。两相比较起来,那1000元的稿费对于郁达夫来说,无疑是得到了一笔巨款。得到一笔较大的收入,想到投资,这是人之常情。郁达夫首先想到的是买地建房,或买房。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为什么要到杭州来买呢?便宜!

郁达夫后来在杭州的“风雨茅庐”,据今天实测,占地1.8亩,当时花费5000元左右,其中1000元是地价,核算下来,杭州当时的地价每亩在556元左右。而据有关研究者考证,当时上海的地价比之要高得多。租界地价极其昂贵自不必说,每亩价格在150000元以上;即使是相比均价低了105倍的华界地价,也在1500元左右。所以根据郁达夫当时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在上海买得起地和房的。前面就已说到,由于种种原因,浪费如郁达夫者,此时也不得不为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所以他在得到一笔较大收入考虑投资时,不得不考虑效益,而选择移家杭州未必不是一明智之举;更何况王映霞本是杭州人,他的这一决定未必没有讨好爱妻的原因;至于有没有讨得王映霞的好,我们虽不能轻易断言,但是一个事实是,郁达夫的这项巨大的家庭投资也好,消费也罢,很快就不但得到了作为家庭女主人的王映霞的批准,而且事实上也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而这倒让人不禁想,如果郁达夫选择的移家地不是杭州而是别处,她还会同意和支持吗?

1933年春天,杭州场官弄的一座老房子里住进了一家五口。在邻居们眼里,这家的男主人个头一般,常穿一件蓝布长衫,喜欢去浙江图书馆;平时进进出出与人很和气,显得平易而普通,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瘦;倒是这家女主人显得很招眼,因她似乎是从月份牌上走下来的一般漂亮,虽然她平时只在家看孩子,与邻居们并无多少交往;倒是他的大孩子,在附近的横河小学读书,与他同学的孩子因此常到他家去玩。邻居们不久也便从那些孩子口中得知,那孩子叫郁飞,他爸爸就是著名作家郁达夫,他妈妈就是当年“杭州三美”之一的王映霞。

郁达夫一家是在1933年春迁至杭州居住的,“风雨茅庐”开工于1935年冬天,直到第二年春才竣工。也就是说,虽然早有买地建房的打算,但在最初的三年里,郁达夫一家是在杭州租住的。为什么没有立即建房或买房?不言而谕一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吧!郁达夫本书生气十足地想“只茅草代瓦,涂泥作壁”,建“五间不大不小的平房,聊以过过自己有一所住宅的瘾的”,不料他的想法却引出意外的回响:他那些建筑业界的朋友表示,“你若要造房子,我们可以完全效劳”;他那些有钱的朋友则说,你缺资金可以“通融”;还有那学过洋文懂些“风水”的朋友积极出谋划策,总之使他原本的构想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就在这样不断的改变中,建房的设想一直停留在“设想”中。

不过这三年里,郁达夫虽然不停地为写作挣钱,为心中的爱巢努力添砖加瓦,但生活倒过得平静而安详。这在他的一生中,似乎也算难得。正因为这样的生活,这三年也在他一生的文学历程中形成了一个创作的高峰。这一阶段他是写作游记为主,他们仿佛又成了当年那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杭州及周边的名山丽水上都曾留下了他携妻漫游的足迹,而他的那些游记,多数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珍品。因选进今天的中学语文教材而使得我们一般人很熟悉的《故都的秋》《钓台的春昼》等,便是其中著名的篇章。

然而平静的日子总是那么的短暂,且平静的只是表面。

王映霞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回忆说:“(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的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旦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子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遐,更打破了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那一时期我们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招待,我也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

王映霞此话说的大体是事实,但是尽管她嘴上说对于这样的日子似乎厌倦,可事实上如此叙述的字里行间仍掩不住向往。当时与郁达夫、王映霞来往颇多的“湖畔诗人”之一汪静之说,那段时候:“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或许正是在那种交际中,王映霞认识了郁达夫的两位老同学,一位是留日时期的许绍棣,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还有一位更是鼎鼎大名的“特工王”戴笠,此时他正在杭州办“训练班”。这便注定了看似平静的日子风雨欲来。

1935年底,杭州场官弄63号南侧的一块原来的空地上,一所中日建筑风格合璧的私家居所拔地而起。

对于能建成这样一座所居,郁达夫是满意而开心的,他在《移家琐记》一文中写道:“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备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控着城墙……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想‘前有图书馆,后有武备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然而,郁达夫却给这新居起了一个令人感伤的雅号“风雨茅庐”,并请马君武题写了匾额。而王映霞为此却大为不满,觉得好好的一座别墅式的新居,却起这么一个不吉利的名号!郁达夫则解释说,原本只是想建一座聊避风雨的茅庐的,才所以如此。

或许是郁达夫早就预料到一场注定的风雨将要来临,或许是他一语成谶,一场人生的风雨不经意间真的就来了,甚至还没等到那座聊避风雨的茅庐完全建成。

1937年初,春节刚过,郁达夫收到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请他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正月十三,他便独自离开了杭州南下福州,“风雨茅庐”最后的收尾工程及装修他完交给了王映霞。对于郁达夫的南下,自己将担负如此重任,王映霞出乎意料地表示出了支持,原因似乎也合情合理——为了建造“风雨茅庐”,他们欠下了很大的一笔债,得挣钱还债呵!虽然“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日子就此结束了,但郁达夫此去所就之职毕竟薪水不薄!至于她心里此时有没有什么小九九,我们还不能乱加推断。不过随后发生的事实是,远在福州的郁达夫,不但收到了老同学戴笠寄给他的贵妃酒(对此郁达夫百思不得其解之余,将其记录在了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中),而且还听到了许绍棣“新借得一夫人”的绯闻,而这绯闻的女主角正是自己的妻子王映霞。

说来也真是天意,郁达夫有一天游福州天君殿,有人叫他抽签,他便抽了一支签,签诗里的一句话让他心里一沉,那句话竟是“鸣鸠已占凤凰巢”。他后来发表的《毁家诗记中》,有“不是有家归示得,鸣鸠已占凤凰巢”之句,大体也出自于此。

然而,尽管如此,郁达夫也还曾在自己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话:“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要知道,此时他们已结婚十年。

此时,远在杭州的王映霞,已带着孩子迁进了终于装修完工的新居,只是此时的这座暂新的“风雨茅庐”,还能遮避那就要降临的风雨吗?

郁达夫写信让王映霞立即来福州,但没有回音。郁达夫不得不亲自赶回杭州,在“风雨茅庐”中只住了三天,便携王映霞南下福州。然而不到三个月,王映霞便以水土不服为由回到了杭州。不久上海“八·一三”事变暴发,日寇占领上海,杭州危在旦夕。郁达夫不得不再回浙江寻找王映霞。此时“风雨茅庐”自然是回不去了,因为国家民族遭受的一场巨大的风雨已经来临;而王映霞当时也避到了丽水。郁达夫到丽水寻得了王映霞,并准备携其一同前去武汉,因为此时国民政府的抗战中心已移武汉,此前他的昔日好友郭沫若此时了正在那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政治部主任,邀其前去出任第三厅第七处处长,郁达夫也已于1938年3月9日辞去了福建省政府本兼各职。正是由于郁达夫为寻找王映霞而辗转多日,等到他赶到武汉时,处长一职已有人代任,遂改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

国难当头之际,儿女情长实在已不再重要了!郁达夫来到武汉后迅速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工作中。

 


1938年夏的一天,武昌的蔡院街上人头攒动,因为这条不大的街道离码头不远,此时码头上挤满了各种船只,从船上下来的人们,有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有从沦陷区逃难而来的难民,他们如涌水一般溢向岸来,将蔡院街挤得拥挤而混乱。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子,努力敲打个28号的大门,门开后,她被迎了进去。这个敲门的女人就是王映霞,她敲打的这个28号门内,住着她的中学同班同学符竹茵,而她的丈夫,正是著句诗人汪静之。

一见是老同学,符竹茵很高兴地问王映霞,如此兵荒马乱,还亲自跑来,莫非有什么事要帮忙?王映霞说这正是要请老同学帮忙——那就是要“借”一下老同学的丈夫汪静之一“用”。

符竹茵与汪静之一听此话,初以为是开玩笑,但看王映霞神情并不像开玩笑,于是细问之下得知,王映霞想去医院堕胎,但医院要丈夫到场并签字,他只得求符竹茵和汪静之帮忙,希望王静之能陪她去医院,冒充一下她的丈夫。

起初这令汪静之夫妇多有不解——你为什么不让自己丈夫郁达丈陪着去呢?虽说此时郁达夫到台儿庄劳军去了,但此前你干什么了?再说过几天你等他回来再做这个手术就是了,为什么非得这个时候做不可?

王映霞解释说,前些时候不知道,再等几天胎儿长大了不好做。汪静之夫妇觉得她此话似乎也在理,于是就答应了。

然而事情过后,让汪静之夫妇深感惊诧的是,这事郁达夫对于王映霞这次堕胎,远在徐州慰问前线军队的郁达夫,不但事前不知情,事后也不曾得到王霞的告知。而且凭着他们是王映霞这个“秘密”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在生活中自然多了个心眼,很快他们就发现王映霞此次堕胎极有可能是为戴笠。多年以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写道:“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了去,戴笠绝不会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的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谁知道就在汪静之夫妇努力为王映霞保守秘密的时候,她自己竟然没能保守好自己的秘密,许绍棣写给她的三封情书无意中竟让郁达夫发现了。王映霞自知理亏,携带细软离家出走。

当天晚上,郁达夫长夜难眠,看见窗外还挂着王映霞洗晾的纱衫,悲愤难抑,提起笔来,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书:“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第二天,他又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同时,郁达夫又将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印刷,广为散发……

然而尽管如此,事情的最终结果还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朋友的调解下各让一步,重归于好:王映霞写了不公开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则再次登报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两人还立下协议书以示捐弃前嫌,开始新的夫妻之旅。为此,1938年秋后,郁达夫携王映霞离开武汉再回福州,年底他又接受新加坡《星州日报》社长胡昌耀的聘约,携王映霞及大儿子郁飞远赴南洋,担任了当地华侨抗敌动员会委员,并主编《星洲日报》副刊《繁星》,并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然而,既有了裂痕,不但难以修复,且一不小心只会更加的扩大。虽然远离了是非之地,更远离的是非之人,但国恨家仇还是让他们这对患难夫妻原本紧张的关系缓和下来,反而争吵不断,正是在一次次争吵之余,郁达夫对于王映霞的过错更加的耿耿于怀,他反思着有关这场婚姻危机的前因后果、种种细节,并痛苦地将之构思成诗,并随手记下,不久,他便将这些诗结成一组,共计有20首之多(19首诗和1首词),题曰《毁家诗纪》,寄予香港《大风》旬刊,并声明“不要稿费,只求发表”,将他们婚变的内幕以及王映霞红杏出墙的艳事全部公之于众。

我们今天已很难理解郁达夫如此得理不饶人的背后原因和根本目的是什么——或许他已下定了“毁家”的决心;或许他想以后进一步将王映霞的小辫子掌握于手,以期永远“搞定”她——有人分析说,在他们从爱情到婚姻全程中,郁达夫似乎一直在潜意识中有一种自卑感,进而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许这只是一个诗人一时的佯狂……然而,即使是佯狂,这一时却正如他自己的诗中所写,已“难勉假成真”了。

《毁家诗纪》的发表,让王映霞终于下定了离开郁达夫的决心。1940年8月,她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并随即分别在新加坡、香港和重庆三地刊出与郁达夫的离婚启事。当年一场几乎轰动全国的情事就此令人感伤地结束了,当年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就此完全分道扬镳成为陌路;这一切似乎惊人地应了早在1934年春天郁达夫题于富春江上钓台的那首著名诗: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郁达夫的人生,似乎正应了“一诗成谶”的宿命!

回国后的王映霞很快在戴笠的介绍下进了国民政府外交部任文书科员;与郁达夫宣布离婚后,她又在外交元老王正廷介绍下,与同在外交部任职的钟贤道结婚。1999年2月6日,王映霞在上海去世,终年92岁。临死前她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前一个他(指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指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而她说这番话时,郁达夫已客死他乡、尸骨难寻近半个多世纪了!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终年50岁。由于他在南洋的抗日活动,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2011/8/6

作者简介

诸荣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教育出版社副编辑审。大学时代即发表过诗歌,近年来多写散文随笔,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文汇报》《雨花》《青春》《散文》等报刊,并曾在《新民晚报》《钟山》《百花洲》等报刊开过散文专栏,以历史文学散文影响最大。作品多次被《文汇读书周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扬子晚报》《读者》《书摘》《中外书摘》《畅销书摘》等报刊转载,曾获江苏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和一些报刊征文奖十多次。

 

 

                                        —— ——此文发表于2012年《沧江文学》第2期(总第6期)  “散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