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老张杨公路乘车经过杨舍镇北面的斜桥。每次经过斜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透过车窗，贪婪地注视。两棵巍峨挺拔的银杏树，郁郁葱葱，顽强地挺立在马路中央，像守护神似地守护着这方故土。

我也曾多次徜徉在银杏树下，在斜桥村中走访耆宿野老，寻觅“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湮没的遗迹。据方志记载，斜桥的历史，一直可以上溯到九百年前宋朝北南更替的时代。

 

一

 

斜桥的得名，源于当年始迁祖许政德“扈驾南渡”，卜居于此，因其灵宝老家有斜草桥，“示不忘旧”（《杨舍堡城志稿》卷二），故而命名为斜桥。斜草桥与斜桥，虽一字之差，但许政德的乡土情怀是一脉相承的，用意也是一目了然的。

史书方志和家乘宗谱中，当然用春秋笔法，将许政德此次南迁，美誉为“扈跸南迁”、“扈驾南渡”，其实就是逃难与流亡。就像失魂落魄的宋高宗逃亡，史官美化为“幸”或“巡幸”之类的闲适优游，徽钦二帝被掳北上沦为亡国之君、阶下之囚，依然婉词“北狩”一般。

我特意查了一下汉语词典：扈跸，是随侍皇帝出行至某处。扈驾，是随侍帝王的车驾。不过，“扈跸”也好，“扈驾”也好，个中离散逃亡的滋味，苦不堪言。

还记得民族英雄岳飞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吗？下阙换头四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振聋发聩，愤激至极，唱出了宋金对峙时代的最强音，也唱出了宋朝爱国人士积郁于心的耻辱与悲愤。

穿越历史的尘埃，那幕国破家亡的民族苦难，永远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事件，金兵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拥兵在外的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无奈新组建的高宗赵构小朝廷，迅速成为金兵“穷其所往而追之”的目标，时刻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南迁逃亡便成为刚刚上任的高宗皇帝唯一选择。

号称“中兴之主”的宋高宗，自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应天即位，到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偏安临安，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携带他的南宋小朝廷东躲西藏，从应天逃至扬州，又从扬州逃至临安，其间曾一度长达四个月入海避难，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直到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后，才正式定都临安府(即浙江杭州)，“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了。

“靖康之变”时，许政德在北宋朝廷为官。他天资聪颖，学习优等，入国学（太学），升舍为上舍生。“学而优则仕”，他便由国学上舍生，举荐为崇德殿讲书，后升至为崇德殿讲学士。

宋代的官职名称繁多。崇德殿讲书、崇德殿讲学士，是类似于“崇政殿说书”、“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之类的经筵官，是专门为皇帝或皇子讲解儒经的，“讲幄敷陈，经筵眷顾”（《许氏宗谱·殿讲公像赞》），虽然官阶并不高，但是由饱学之士充任，地位还是倍受注目的。许政德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殿讲公”。

许政德一家混杂于官兵、百姓的队伍之中，沿着高宗的“巡幸”路线，跟随南渡逃亡。据史料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仅在扬州“偷安”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高宗，惊闻金兵攻陷天长军（今安徽天长），顾不上召集百官商议，只带了都统、内侍数骑，仓皇出逃，奔瓜洲乘小船“巡幸”南渡了。在高宗自扬州逃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所谓“巡幸”过程中，沿途镇江、常州、平江（今江苏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也刮起了一股逃难风，百姓扶老携幼，弃家而逃，沿途号泣不绝，马踏人挤，死伤无数，渡口拥挤，导致挤轧而死、坠江而死者难以计数，一派悲惨景象。

夕阳渐沉，江水东逝，伫立船头，眺望渐渐远去的北国故土，目睹了“靖康之变”后国破家亡的许政德，无端想起杜少陵的《春望》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同为春天，遭遇又如此相似：国都沦丧，黎民蒙难。许政德不禁仰天长叹：国之不存，家将焉附！

 

二

 

或许厌倦了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许政德内心更加渴望宁静安详的港湾。战祸纷纭的岁月，令他更加羡慕“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田”的田园牧歌，“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天伦之乐，有时甚至萌发了“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的退意。

许政德出生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扈驾南渡”之时，已年过半百，尽管在朝廷为官，但一直处于“流动办公”， 追随高宗小朝廷东躲西藏。此时，“江南糜烂，宋无一城可恃，天下诚有旦夕不保之势”（王夫之《宋论》卷十），逃亡与躲藏，成了高宗朝廷官员的“必修课”。

做官做到这个份上，自然也是一种无奈与悲哀。试想，当年饱尝颠沛流离与战火纷飞之苦的许政德，站在斜桥这方土地上，眺望北国故园，决意卜居于此，心中自然充满了悲怆与无奈。“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个在中原陕州灵宝县斜草桥的老宅，已经永远回不去了，只能时时浮现在思乡的梦中。

许政德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把骨子里流淌着的对家乡、民族、国家的情感，自觉或不自觉地串联起来，形成独特的家国情怀。国家国家，“国”与“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国，何以为家？同样，无家，何以成国？就像一首《国家》的歌曲演唱得那样：“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与绝大多数人一样，许政德的家国情怀更多地体会在“家”上。“烈士之爱国也如家”， 意思是，有抱负的志士，爱国如同爱家。殿讲公许政德亲历了“靖康之耻”，目睹了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更加清晰家与国关系：国破家亡，国仇家恨，国与家，家与国，竟是如此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许政德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小家”。他也像当时战乱时期的大多数家族一样，将他三个儿子分成三支，散居各地，开宗立派，繁衍生息，确保香火永存。长子许泳之世袭父荫，荫入太学，留在朝廷为官，占籍浙江，居金华府松山开宗；次子许泽之，官至统领，占籍江阴东壤的斜桥；三子许沛之，居海门开宗。

因长子许泳之、三子许沛之在别处开宗，斜桥的《许氏宗谱》中对他们的记载语焉不详，不表其生卒葬配。但从次子许泽之的世表看，许泽之生于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配扬州曹氏。我猜想，“靖康之变”时，许泽之已十七岁，也许许泽之已有婚约，但经“靖康之变”战乱后，女方或遭难，或失散，或音讯不通，许政德在扬州随高宗“偷安”一年零四个月的相对安逸的日子里，匆匆忙忙在扬州城内找了一户人家的姑娘，让许泽之结婚成亲，了结心愿。

历经浩劫之后，许政德选择了与次子许泽之，一同居住江阴东壤，并用灵宝老家旧名“斜草桥”，命名新居住的地方为“斜桥”。

从灵宝的斜草桥到新居住的斜桥，虽然路程远隔千里，但隔不断的是故乡情怀、思乡情绪，传承的不仅仅是一种家族历史文化，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一种思乡爱国的情怀……

古时斜桥那一带滨江通海，古称“海门”。“沧江八景”中，“海门帆影”即是其中一景。我注意到，许政德三子许沛之居住海门开宗。限于资料，我不知道，沛之居住的那个海门，现在是什么地方？是江苏南通市的海门市，还是浙江台州市的椒江区（两者古时皆称“海门”），抑或其他地方？

泽之之“海门”与沛之之“海门”，或许两者纯粹是巧合，是一种心灵上的默契，还是因循相袭，传承的不仅是一种思想信念的坚守，更多的是家国情怀的延续？我不得而知。

 

                           三

 

至于殿讲公许政德为何卜住斜桥，有多种解读。据斜桥《许氏宗谱·明正统年增修世谱序二》云：“乐江阴风俗之美，遂家令节坊。”这只是一个原因，其实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许泽之在江阴驻军任统领。

江阴素有“江海门户”、“锁航要塞”之誉，是历史上的军事重镇。在宋金对峙时期，一直是抗金的前沿阵地，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先后移师屯守于此。结合韩、岳的史料看，我更倾向于许泽之在韩世忠麾下从军一说。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陆游《病起书怀》),有着浓郁家国情怀的许政德，时时想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斜草桥，渴望早日回归故园，故而将次子许泽之送进了军营，杀敌报国，收复河山。

许氏家族素有文武兼修、诗礼传家之风。不难理解，许政德虽为朝廷“经筵官”，却娶兵部侍郎程操刚长女为妻。许泽之虽文武双全，却弃文从武，在军队中任统领。尽管许泽之的具体事迹早已湮灭，不见于史册，但仍可从国子司业陈韵题写的《统领公像赞》：“桓桓许公，职隆统领；气宇威仪，肃穆镇静；内寄阃政，外殄寇警；乃武乃文，勋业彪炳”中略见一斑。

绍兴和议后，南宋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了，更无心收复北方河山。以朝奉大夫之职致仕的许政德，自知无法返回灵宝斜草桥的故乡，“立朝道行，在野谋裕”（《许氏宗谱·殿讲公像赞》），肇基斜桥后，疏浚横河，使两岸农田排灌两便，泽被乡邦。

从此，水意淋漓的斜桥，又成了许氏家族的一种氏族文化符号。许氏一族在斜桥生息繁衍，遂成地方望族，称之为“斜桥许氏”。

我猜想，当始迁祖殿讲公许政德在斜桥里宅园栽下第一批桑树、梓树时，眺望北国，心中流淌的依然是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当十世祖梅谷公许庄邀四方名士、偕族中子弟，于沧江别墅内酬歌吟诗，题咏“沧江八景”时，流连往返，乐在其中，感叹的自然是“掀髯一笑江海空，只疑身在瑶华宫”（《杨舍堡城志稿》卷十二），人文之美与家园之美相得益彰；当十四祖近川公许蓉在明朝嘉靖年间遭遇倭乱，家园焚毁，“仓皇策马立桥东，怅望家园劫火红”（许蓉《驻马桥东目击怆赋》）时，义愤填膺，领乡勇，抗倭寇，筑堡城，豪爽侠义的风骨中，有祖上的风范，继承的是祖上先辈家国天下的胸襟和义不容辞的担当……

 

桑田变幻，沧海不再，如今的斜桥，早已远离了江海岸线。昔日的潮汐帆舻、牧笛渔歌，彻底湮灭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之中。只有那两棵参天的银杏，如今已经成为斜桥的标志，浸透了沧桑历史的烟云，巍峨依然。

我想，这或许还是“沧江八景”中第二景“令节乔木”中幸存的两棵，经历和见证了历史的风风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