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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树下的遐思》许国华

发布日期:2015-11-24      阅读数:1385 次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老张杨公路乘车经过杨舍镇北面的斜桥。每次经过斜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透过车窗,贪婪地注视。两棵巍峨挺拔的银杏树,郁郁葱葱,顽强地挺立在马路中央,像守护神似地守护着这方故土。

我也曾多次徜徉在银杏树下,在斜桥村中走访耆宿野老,寻觅“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湮没的遗迹。据方志记载,斜桥的历史,一直可以上溯到九百年前宋朝北南更替的时代。

 


 

斜桥的得名,源于当年始迁祖许政德“扈驾南渡”,卜居于此,因其灵宝老家有斜草桥,“示不忘旧”(《杨舍堡城志稿》卷二),故而命名为斜桥。斜草桥与斜桥,虽一字之差,但许政德的乡土情怀是一脉相承的,用意也是一目了然的。

史书方志和家乘宗谱中,当然用春秋笔法,将许政德此次南迁,美誉为“扈跸南迁”、“扈驾南渡”,其实就是逃难与流亡。就像失魂落魄的宋高宗逃亡,史官美化为“幸”或“巡幸”之类的闲适优游,徽钦二帝被掳北上沦为亡国之君、阶下之囚,依然婉词“北狩”一般。

我特意查了一下汉语词典:扈跸,是随侍皇帝出行至某处。扈驾,是随侍帝王的车驾。不过,“扈跸”也好,“扈驾”也好,个中离散逃亡的滋味,苦不堪言。

还记得民族英雄岳飞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吗?下阙换头四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振聋发聩,愤激至极,唱出了宋金对峙时代的最强音,也唱出了宋朝爱国人士积郁于心的耻辱与悲愤。

穿越历史的尘埃,那幕国破家亡的民族苦难,永远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事件,金兵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拥兵在外的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无奈新组建的高宗赵构小朝廷,迅速成为金兵“穷其所往而追之”的目标,时刻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南迁逃亡便成为刚刚上任的高宗皇帝唯一选择。

号称“中兴之主”的宋高宗,自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应天即位,到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偏安临安,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携带他的南宋小朝廷东躲西藏,从应天逃至扬州,又从扬州逃至临安,其间曾一度长达四个月入海避难,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直到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后,才正式定都临安府(即浙江杭州),“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了。

“靖康之变”时,许政德在北宋朝廷为官。他天资聪颖,学习优等,入国学(太学),升舍为上舍生。“学而优则仕”,他便由国学上舍生,举荐为崇德殿讲书,后升至为崇德殿讲学士。

宋代的官职名称繁多。崇德殿讲书、崇德殿讲学士,是类似于“崇政殿说书”、“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之类的经筵官,是专门为皇帝或皇子讲解儒经的,“讲幄敷陈,经筵眷顾”(《许氏宗谱·殿讲公像赞》),虽然官阶并不高,但是由饱学之士充任,地位还是倍受注目的。许政德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殿讲公”。

许政德一家混杂于官兵、百姓的队伍之中,沿着高宗的“巡幸”路线,跟随南渡逃亡。据史料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仅在扬州“偷安”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高宗,惊闻金兵攻陷天长军(今安徽天长),顾不上召集百官商议,只带了都统、内侍数骑,仓皇出逃,奔瓜洲乘小船“巡幸”南渡了。在高宗自扬州逃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所谓“巡幸”过程中,沿途镇江、常州、平江(今江苏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也刮起了一股逃难风,百姓扶老携幼,弃家而逃,沿途号泣不绝,马踏人挤,死伤无数,渡口拥挤,导致挤轧而死、坠江而死者难以计数,一派悲惨景象。

夕阳渐沉,江水东逝,伫立船头,眺望渐渐远去的北国故土,目睹了“靖康之变”后国破家亡的许政德,无端想起杜少陵的《春望》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同为春天,遭遇又如此相似:国都沦丧,黎民蒙难。许政德不禁仰天长叹:国之不存,家将焉附!

 


 

或许厌倦了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许政德内心更加渴望宁静安详的港湾。战祸纷纭的岁月,令他更加羡慕“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田”的田园牧歌,“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天伦之乐,有时甚至萌发了“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的退意。

许政德出生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扈驾南渡”之时,已年过半百,尽管在朝廷为官,但一直处于“流动办公”, 追随高宗小朝廷东躲西藏。此时,“江南糜烂,宋无一城可恃,天下诚有旦夕不保之势”(王夫之《宋论》卷十),逃亡与躲藏,成了高宗朝廷官员的“必修课”。

做官做到这个份上,自然也是一种无奈与悲哀。试想,当年饱尝颠沛流离与战火纷飞之苦的许政德,站在斜桥这方土地上,眺望北国故园,决意卜居于此,心中自然充满了悲怆与无奈。“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个在中原陕州灵宝县斜草桥的老宅,已经永远回不去了,只能时时浮现在思乡的梦中。

许政德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把骨子里流淌着的对家乡、民族、国家的情感,自觉或不自觉地串联起来,形成独特的家国情怀。国家国家,“国”与“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国,何以为家?同样,无家,何以成国?就像一首《国家》的歌曲演唱得那样:“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与绝大多数人一样,许政德的家国情怀更多地体会在“家”上。“烈士之爱国也如家”, 意思是,有抱负的志士,爱国如同爱家。殿讲公许政德亲历了“靖康之耻”,目睹了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更加清晰家与国关系:国破家亡,国仇家恨,国与家,家与国,竟是如此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许政德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小家”。他也像当时战乱时期的大多数家族一样,将他三个儿子分成三支,散居各地,开宗立派,繁衍生息,确保香火永存。长子许泳之世袭父荫,荫入太学,留在朝廷为官,占籍浙江,居金华府松山开宗;次子许泽之,官至统领,占籍江阴东壤的斜桥;三子许沛之,居海门开宗。

因长子许泳之、三子许沛之在别处开宗,斜桥的《许氏宗谱》中对他们的记载语焉不详,不表其生卒葬配。但从次子许泽之的世表看,许泽之生于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配扬州曹氏。我猜想,“靖康之变”时,许泽之已十七岁,也许许泽之已有婚约,但经“靖康之变”战乱后,女方或遭难,或失散,或音讯不通,许政德在扬州随高宗“偷安”一年零四个月的相对安逸的日子里,匆匆忙忙在扬州城内找了一户人家的姑娘,让许泽之结婚成亲,了结心愿。

历经浩劫之后,许政德选择了与次子许泽之,一同居住江阴东壤,并用灵宝老家旧名“斜草桥”,命名新居住的地方为“斜桥”。

从灵宝的斜草桥到新居住的斜桥,虽然路程远隔千里,但隔不断的是故乡情怀、思乡情绪,传承的不仅仅是一种家族历史文化,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一种思乡爱国的情怀……

古时斜桥那一带滨江通海,古称“海门”。“沧江八景”中,“海门帆影”即是其中一景。我注意到,许政德三子许沛之居住海门开宗。限于资料,我不知道,沛之居住的那个海门,现在是什么地方?是江苏南通市的海门市,还是浙江台州市的椒江区(两者古时皆称“海门”),抑或其他地方?

泽之之“海门”与沛之之“海门”,或许两者纯粹是巧合,是一种心灵上的默契,还是因循相袭,传承的不仅是一种思想信念的坚守,更多的是家国情怀的延续?我不得而知。

 

                           三

 

至于殿讲公许政德为何卜住斜桥,有多种解读。据斜桥《许氏宗谱·明正统年增修世谱序二》云:“乐江阴风俗之美,遂家令节坊。”这只是一个原因,其实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许泽之在江阴驻军任统领。

江阴素有“江海门户”、“锁航要塞”之誉,是历史上的军事重镇。在宋金对峙时期,一直是抗金的前沿阵地,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先后移师屯守于此。结合韩、岳的史料看,我更倾向于许泽之在韩世忠麾下从军一说。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陆游《病起书怀》),有着浓郁家国情怀的许政德,时时想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斜草桥,渴望早日回归故园,故而将次子许泽之送进了军营,杀敌报国,收复河山。

许氏家族素有文武兼修、诗礼传家之风。不难理解,许政德虽为朝廷“经筵官”,却娶兵部侍郎程操刚长女为妻。许泽之虽文武双全,却弃文从武,在军队中任统领。尽管许泽之的具体事迹早已湮灭,不见于史册,但仍可从国子司业陈韵题写的《统领公像赞》:“桓桓许公,职隆统领;气宇威仪,肃穆镇静;内寄阃政,外殄寇警;乃武乃文,勋业彪炳”中略见一斑。

绍兴和议后,南宋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了,更无心收复北方河山。以朝奉大夫之职致仕的许政德,自知无法返回灵宝斜草桥的故乡,“立朝道行,在野谋裕”(《许氏宗谱·殿讲公像赞》),肇基斜桥后,疏浚横河,使两岸农田排灌两便,泽被乡邦。

从此,水意淋漓的斜桥,又成了许氏家族的一种氏族文化符号。许氏一族在斜桥生息繁衍,遂成地方望族,称之为“斜桥许氏”。

我猜想,当始迁祖殿讲公许政德在斜桥里宅园栽下第一批桑树、梓树时,眺望北国,心中流淌的依然是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当十世祖梅谷公许庄邀四方名士、偕族中子弟,于沧江别墅内酬歌吟诗,题咏“沧江八景”时,流连往返,乐在其中,感叹的自然是“掀髯一笑江海空,只疑身在瑶华宫”(《杨舍堡城志稿》卷十二),人文之美与家园之美相得益彰;当十四祖近川公许蓉在明朝嘉靖年间遭遇倭乱,家园焚毁,“仓皇策马立桥东,怅望家园劫火红”(许蓉《驻马桥东目击怆赋》)时,义愤填膺,领乡勇,抗倭寇,筑堡城,豪爽侠义的风骨中,有祖上的风范,继承的是祖上先辈家国天下的胸襟和义不容辞的担当……

 

桑田变幻,沧海不再,如今的斜桥,早已远离了江海岸线。昔日的潮汐帆舻、牧笛渔歌,彻底湮灭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之中。只有那两棵参天的银杏,如今已经成为斜桥的标志,浸透了沧桑历史的烟云,巍峨依然。

我想,这或许还是“沧江八景”中第二景“令节乔木”中幸存的两棵,经历和见证了历史的风风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