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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活儿里的那些事儿》周成新

发布日期:2016-05-09      阅读数:1446 次

父亲的木匠活儿要从二姑夫那里说起。二姑父家在邵家庄,是个忠厚、老实、本分的乡下男人。父亲小学二年级辍学回家之后,爷爷便让他前往邵家庄跟着二姑夫后面学起木匠活儿来。风里来雨里去,每日父亲总是清晨第一个到,傍晚最后一个回家。就这样,跟在二姑夫后面父亲的木匠活儿一直做到了成家、生子。

刚上小学那会儿,二姑夫突然病逝。没了靠山的父亲便开始自谋出路。幸亏那时二姑夫管教的较严,凭着自己的聪明劲儿和极为出色的木匠活儿,父亲便开始自立山头四处收徒、招兵买马当起了村里的包工头儿来。

风里来雨里去,凭着技术的精湛和良好的信用,一时间父亲的木匠队在四里八乡拥有了名气和地位。

那时的木匠、瓦匠活儿在乡下非常吃香,乡下人盖个房、打几件家具什么的是常有的事儿。自家的树、自家的砖瓦,无论怎样利用起来都十分放心和实惠。尤其是木匠活儿,一切全凭手工。划线、切割,劈、锯,刨、凿,钉、磨,锉、雕,油漆等等,十几道工序样样复杂,光凿子就有七八个不同品种。因此,做木匠的人都有一个木头箱子,里面放满了一堆大小的工具。

父亲的工具箱是自己做的。箱子呈长方形,上下之间靠一把锁搭子扣着,里面放满凿子、墨斗、榔头、三角尺、卷尺、锉刀、磨刀石等一大堆奇形异状的工具,大的大、小的小,宽的宽、窄的窄,粗的粗、细的细。箱子表层刷有一层厚厚的红漆,两端由一根扁长的白色塑料带系着。外出干活时可直接拎起背在肩上,来去非常方便。

相比于小工具的轻巧,大工具的摆放却极为麻烦。宽长的钢锯、厚重的斧头不是你想带就能随便带着走的。幸好主家的活儿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大工具一般都是放在主家家里的。遇到实在不行,钢锯就横套或竖挂在自行车身上。

斧头虽然笨重,体积却不大。“夜行携斧头,小鬼两边让”是木匠圈内的一句行话。意思是说,斧头属于利器,深夜回家路上可以辟邪。尽管有些迷信,但不管是谁,一看到那只磨得锋利雪亮的斧头,心中却还是有几分胆颤的。父亲那会儿,晚上也常常携带一只斧头回家,用作防身之用。

早出晚归,自行车是必需的出行工具。父亲曾有一辆老式的高杠自行车,车头装有一只锥形的灯,后轮靠近车锁的地方安有一只圆柱形的“墨水瓶”,柱头可以360度转动。一根粗长的皮线将车灯与柱体首尾相连。夜晚行走前,将“圆柱墨水瓶”的头轻轻按靠在后车轮子上,骑行时车头的灯就会发出白光。车骑的越快,摩擦越大,发出的灯光就越强。俗称“摩擦电”。

徒弟拜年是过年常有的事儿。按乡村礼节,正月过年的时候,徒弟们都要带着烟酒来师傅家拜年。而作为师傅,除了招待徒弟吃饭之外,还要在徒弟结婚或者孩子满月时送上礼金,以示礼尚往来。父亲年轻时带过不少徒弟,每到正月,总有一些人喊我师弟。而平日在村里,一位花白胡须的老爷爷每次见到我,总会笑眯眯的对着我喊“小木匠”。

说鸽子是木匠的口头绝活。在乡下,无论红白喜事,新房开工、上梁、结婚,还是逝者盖棺等等,人们都要请资历较老的木匠师傅现场说上一顿。那情形有如主持仪式。父亲曾有几本鸽子书,是记在小学作业本上的,大学那会儿还曾有几个多年未上门的徒弟带着烟酒前来找寻。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也曾见过,大多是些带着喜庆、祝福,庇荫子孙后代的吉语。文字工整、对仗、押韵,极似打油诗。如今,在很多地方这些已成为物质遗产。

香烟是主家给木匠的额外报酬。除了每日三顿管吃管喝之外,每做一天工,主家都要给每个木匠一包香烟。父亲是师傅又是包工头,每次回来的香烟总要比别人多,有徒弟孝敬的,有主家多给的。那时家里刚分家,母亲除了扎染再没别的收入。为了补贴我的零食,每晚回家父亲总要将香烟深埋在盛满稻麦的水泥柜里,以防发霉。一天、两天,一包、两包,半月下来我就会开心地抱着这些烟去村西桥头大伯家的商店里,以八九打折的方式从他那里换得一些脆饼,供平日零食。我知道,父亲不是不抽烟,而是为了节省开支。

对账是年三十常有的事儿。每到这时总有很多的木匠来我家对账,一年的工分、工钱,整个八仙桌常被围得水泄不通。而账也是一直算到晚上。遇到主家滞后结账,父亲常从自家口袋中掏钱垫付,上有老下有小,谁家不愿过个好年?

九二年小学四年级那会儿,父亲开始转行。听说拖拉机赚钱,也为了实现儿时梦想,父亲购买了一个用作耕田的拖拉机头。后来条件好了,有了车厢,便开始正式从事运输活儿。转行之后,香烟没了,工具箱没了,老坦克没了,摩擦电没了,上门拜年的徒弟没了,年三十上门对账结账的人也没了。家中现存的那把老斧头成了父亲二十多年木匠生涯的唯一见证。如今也只有它,才会常被父亲磨得锋利、雪亮。


                                                                             

                                                                              此文发表于《东渡》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