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广成

　　大清咸丰元年，南丰地界，还是烟波渺渺一片江水；

　　一百六十余载，南丰境内，已是热气腾腾一方沃土。

清朝诗人赵翼在《登杨舍城北望海楼》诗中曰“暨阳城北皆洪流，尚是江尾已海头”。以沙漕交界河为界线，张家港地质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南古北新。南部属太湖平原北部边缘，为江南古陆，地势高亢。北部为新兴的长江冲击平原，地势低平。

　　滚滚长江，到了沙洲地界，流速已大为放缓。江水所挟冲蚀之土，逐渐在江岸沉积，形成沙尖、滩地，日积月累，旧泥覆新沙，联沙为陆，衍为“沙上”。有诗曰“沙洲涨出海中央，争筑圩田在渺茫”。张家港境内的“沙上”新土，最长也仅六百余年光景。“沙上”也分“老沙”和“新沙”，南丰即为“新沙”一部分。单就时间跨度来说，南丰的历史不算久远，境内的七O圩（今属永联村）最晚才于1970年成陆，而如今归入南丰的东沙，部分地段成陆时间则来得更近。

　　此地虽无山，但得水丰盈。南丰得水而生，境内干河如树、小沟如枝，水汽充盈，氤氲不散，靠水流转，水以养人，水活南丰。三干河、四干河、五干河、六干河、七干河、永新河，皆经过南丰境内，直通长江，连系大海。204国道，以及新近开工的沪通铁路，皆从南丰穿境而过，使得南丰交通要道的地位得以更显突出。

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扶桑乡成立，这是南丰境内最早成立的乡，当时乡政府驻地为常熟县的东港镇。1949年4月，南丰地区解放，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用当今一句网络新语来说，南丰人民是喜大普奔。

　　1962年，南丰公社根据区划调整，脱离常熟县，加入新成立的沙洲县，成了后来张家港的一员，逐步发展成了张家港现今九个板块中的翘楚。

　　南丰境内早期居民，主要来自福山、南沙等地，随着江心洲不断扩大，南通、如皋、海门等江北地区的农民陆续来此围垦定居。所以，在南丰地区，沙上文化与吴越文化并存，相得益彰。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南丰境内方言，细分就有常阴沙话、老沙话、江北话、靖江话、江南话五种。其中尤其以操常阴沙话（崇明话）居多，占到全境人口60%以上。相比老沙多重音、江北话发音节奏快的特点，常阴沙话则显得柔绵、音轻。南丰人在对外谈自己亲属时，习惯在称呼前冠以“我俚”，以显亲切亲近，如“我俚儿子”“我俚丫头”，对孙一辈称“妹妹、弟弟”“小官、小囡”，则更显亲昵，温馨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要论南丰的风俗，与同为新沙的锦丰、乐余等地差异不大。春节过年习惯燃放爆竹、张贴门联来喜庆佳节、迎春纳福。每家在灶头焚香燃烛，祭拜灶神和天地，大年初一早晨合家吃完年羔，然后走亲访友“拜年”或者贴财神、唱春“跑发财”。元宵节要吃汤圆，傍晚在田头、场角焚烧柴草“煨田角”，成人与小孩手挚点燃的草把，在自家地里来回挥舞来“照田财”“烧毛虫”。至于婚嫁，旧时，择婚时男方要送“对月贴”，迎娶时男方要带“子孙桶”，新娘到门时要过“三叉灯”，闹新房后新人才可“上金门”。随着时代的演进、城市化的推行以及新式婚礼的流行，许多旧式婚丧风俗大多逐步淡化，但在部分农村仍有一定程度传承。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人向来善于在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去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南丰因江而生、依江而兴。清蒸鲥鱼、鱽鱼馄饨、红烧河豚，常称为“长江三鲜”，曾经是南丰江边人家桌上的平常菜肴。由于长江的污染与过度捕捞，如今逐步则成了稀罕物，寻常人家的灶台已难见这三鲜了。但南丰人每提起“长江三鲜”，总会有一种“此物只有此处好”的自豪。除了这逐步远离普通百姓舌尖的三鲜，南丰人还习惯春节前家家户户蒸年羔，秋收后或妇女分娩后炸油馓子加以慰劳，夏季河蟹大量上市时制作面拖蟹，从江滩挖回螃蜞制作鲜味十足的螃蜞豆腐羹，这些传统点心与农家菜肴的制作技艺，在目前南丰镇广大农村还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品一方水土，悉一地人情。风韵江南，人和民丰。水虽柔顺，也可表现出波澜壮阔；水虽无色，也可映衬出万紫千红。南丰早期居民长期与江潮流沙作斗争，垦殖集群，围坝筑堤，排水固沙。在江水的滋养和沙上文化的熏陶下，乡风淳厚，民风纯朴。历史上虽无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枭雄与伟人，但近现代也涌现了许亚、孙洁人、田平、李凤亭、梅锦煜等等一批鞠躬尽瘁、令人敬重的革命人士、外交家、好干部和业界精英。

　　讲南丰，永联是绕不开的篇章。曾经贫瘠的江滩小村，在“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基层干部”吴栋材老支书的带领人，四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迈小步，励精图治创大业，爬坡过坎，披荆斩棘。《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道酬勤,人道酬诚。如今，永联成了富足文明的全国明星村。

　　南丰水土滋养了永联，永联发展壮实了南丰。著名作家何建明回常熟老家探亲，同友人顺道到永联采风，被永联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故事深深感动，用饱含激情的笔墨，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江边中国》，荡气回肠地讲述了永联人让梦想变成现实的艰辛之路。

江南清丽地，南丰别样美。

 

 

                                                                   此文发表于《东渡》2014年第3期（总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