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楚人魏欣

 

一

 

　　我喜欢古镇，我喜欢寻古探幽那些山中古村落，我也喜欢烟雨江南的水乡古镇。

　　江南美，美就美在水乡多。水乡美，正是在于河流交错，大港套着小河，浦塘串起烟罗。一个个村庄沿着河港摆开，一座座房屋就在河边落座，整整齐齐，像棋盘式的村庄布局，横七竖八，端是美丽。

水乡美，美就美在古镇多。古镇美，正是在于它见证了多少历史和辉煌，经历了多少繁华与风霜。古镇的每一块坑洼的砖石，那里有着太多的蹒跚脚印；每一面斑驳的山墙，那里有着太多的孜然叹息；每一株参天的古树，那里有着太多的繁华落寞。而江南水乡的古镇，还有着许多的河道，每一条弯弯的河道，那里更有着许多许多的热闹和寂寥。书生坐船从这里上京城赶考，走了走了，留下一个背影，还有那伤心的小姐在花窗前挥帕告别的倩影。

　　因此，我常常自驾，走遍了江南有名无名的古镇，还有许多新建重建再建的古镇。

　　江南的水乡古镇很多。最有名的就是“江南六大古镇”了，周庄开发得最早，早已是人声鼎沸，中外闻名；同里的退思园最早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可谓享誉世界；南浔是豪富之乡，文化底蕴最深，各个私家建筑兼容东西；甪直称为东方威尼斯，处处小桥流水人家；西塘面积不大，却是桨声灯影酒吧，颇有点丽江夜晚的热闹；矛盾故乡乌镇古色古香，博物馆多多，才有点难得的宁静。至于那乾隆下江南六次垂青的木渎，香雪海梅花十里飘香的光福，沈从文喻为“睡梦中的少女”的锦溪，或者半新半旧的千灯，整体规划新建的荡口，等等，每一个水乡古镇都是那样独具韵味，流连忘返。

　　在这里，无论是似水流年，还是小巷深深，或者是桨声灯影，江南古镇都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是活着的文化遗产。从宋代之后保存下来的江南水乡古老建筑，迂曲如网的小河及河上各种结构的石板拱桥，青石板长巷上挂满灯笼和彩旗的遮雨长廊，琳瑯满目的水乡风情伴随着诱人的各种江南美食，在此走上一遭，总会留下许多眷恋和怀念。住上一晚，在廊桥中品品茶、听听雨、发发呆，更会享受到一种渐渐远去的古雅情怀。春天的花红柳绿，夏天的荷韵书香，秋日的硕果飘香，冬日的浅雪轻霜，无论怎样去看，都是一幅淡远宁静的水墨丹青画卷。

　　古诗云，“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作为一个现代人，听着春秋的水，闻着唐宋的味，走着元时的石路，读着明清的建筑，该是怎样的心境呢？是“一派溪随箬下流，春来无处不汀州”悦动，还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愁思？

　　江南的水乡古镇，你是那么的令人神往。

　　而在张家港，也有这样一个水乡古镇——恬庄。

 

二

 

　　恬庄古镇位于张家港市凤凰镇河阳山东一公里。相传唐宋兴盛之极的河阳古镇在宋末元初突遭兵戮，数千间房屋毁于战火。古镇居民看中河阳山东麓约二公里外一条叫“奚浦塘”的小溪，举族迁徒至小溪两岸定居，于是便有了恬庄古镇。

　　据当地文献记载：“田庄镇，有桥跨奚浦塘，居民千家。明末始盛。”由此可见，恬庄老街的名称有个演变过程。恬庄原名田庄，早在元代，这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庄，庄上仅有两条街道、少量的住户，当时归属常熟崇素乡的元阳里。到了明代中叶，随着田庄街道规模的扩大，人气越来越兴旺。清朝雍正年间，田庄老街达到了全盛，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既有银楼、布庄、典当行；又有茶馆、酒店、洗染坊，而且，水陆码头也十分繁忙。那时候，田庄的一些商家与百姓们为了渴求摆脱战乱之苦，永久地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他们根据“田”字的谐音，将庄名改为“恬庄”。由于一度时期恬庄的商贾店铺生意兴隆，集市贸易出现繁荣景象，在历史上恬庄又曾赢得过“银恬庄”的美誉。商业的繁荣往往带来文化的兴盛。清代恬庄古镇人文荟萃，状元、榜眼、进士、举人等数不胜数，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清代顺治年间状元孙承恩、咸丰年间榜眼杨泗孙、嘉庆年间进士杨希铨、道光年间举人杨沂孙，清代名士杨元丰等。至今古镇现留存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榜眼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杨氏孝坊”和“杨氏南宅”等古建筑，无不是过去辉煌的见证。2006年12月由张家港市政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投资修复。修复后的三处古建筑占地面积为5581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110平方米。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编辑部的记者编辑们来到了恬庄古镇。

　　再次走进恬庄，看见的是重建后的恬庄古镇。

　　首先引入眼帘的是204国道旁边的一座雕栏画栋的牌坊，将一条江南特色的老街道一下子拉回到了古代。其实这条街道还不是真正的恬庄古街道，而是一条江南特色的乡镇小街经过穿衣戴帽式的改造后形成的崭新老街。不要说，改造后还真有点古镇的味道了。街道不长，也就三四百米，两边是仿古的楼房，沿街是林林总总的门店。道路中央则是一组组盆景式绿化。虽然古式门板后的小店经营着时尚服装，虽然古老的花窗后面是现代生活，但不经意时，还是彷佛时光穿越了一样，感受到了浓郁的古典江南风情。

走过老街，到头是一座横跨奚浦塘的大桥。就在桥梁下的河岸边，一条北街由门洞里伸展开去。一条悠长的小巷一下子让我们走进了恬庄的深处。

　　真正的恬庄古街就是这条北街。

　　走进恬庄北街，驳岸、拱桥、水巷，整齐而又狭窄的石板街面，构成了水乡古镇的特有风貌。古老的暗泾河，在保留着诸多明清建筑静谧的街巷里穿行。纵横交错的深巷街道，石板路清晰可见，给人几分历史的凝重。老街上还留着着多幢晚清风格的民宅小院，经过整修后，颇有韵味。尤其是脚下沉重的石板路，以及石板路下的排水沟，显得整齐静谧。所有这一切，都向人们诉说着古老恬庄悠久的历史。

　　老街的深处是榜眼府。榜眼府是清代初期孝子杨岱所建，到了咸丰时期，杨岱曾孙杨泗孙考中榜眼，后退居乡里。因门前立有四根旗杆，故当地人又称其为“旗杆里”。该建筑绵延百年，历经数次修建改建，既有清代前期仿明建筑的风格，也有清代中后期的建筑风格，建筑形制规格很高，是清代典型的官邸建筑。现今的榜眼府，是在原址上修旧如旧的新建筑了。建筑面积为1356平方米，共有门厅、轿厅、正厅、内堂四进，内一门额上书有“外言不入，内言不出”字样，这是当时治家行政的格言。目前，榜眼府是恬庄古街上最大最古老的建筑。1998年，该建筑被公布为张家港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另一说这里又称孙家花园和状元府。清代的孙承恩，既是苏州府的头名状元，也是一位百姓有口皆碑的清官。他的故居，就在凤凰镇的恬庄老街。自古以来，孙承恩故居有过多种称谓，分别被人称之为“旗杆里”、“状元府”和“孙家花园”。相传孙家花园在清代时其建筑规模与档次都令人叹为观止，园内画栋雕梁、曲径通幽，亭台楼阁、疏密有致。既有门厅、茶厅、后院与闺房绣楼，还有书屋与船厅等，其建筑物上的木雕、砖雕、石雕精美绝伦。不仅如此，还有镇宅之宝——千年巨鼋，沉浮于花园池中。

　　我们一行穿过重重门庭，看见的是一个老式的大宅院。一边听着凤凰镇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解说，一边仔细看着那些精美雕刻，体会着过去大户人家的辉煌生活。这里是下轿厅，那里是会客厅，这里是书房，那里是绣楼，正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特别是在后庭绣楼上，透过小小的飞檐天空，看见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寂寞。到了这里，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凝神倾听，仿佛听见了过去千金小姐的喃喃私语，那是一种对“大门不迈、二门不出” 足不出户的郁闷，那是对游山玩水现代生活的向往。

　　“来来来，到这里拍张照片。”我打破了静谧，招呼着美女记者上前，按下了一个跨越历史的快门。一个现代的千金小姐带着对深宅大院的憧憬，就这样和历史重叠了。

转过角门，我们来到了后花园。在花园里漫步，谈说着历史文化，在船坞上小憩，享受着美丽的闲暇，在神往中思索，体验着官家的生活。

　　出了“榜眼府”，没过几步，我们就走进了另外一个古建筑杨氏孝坊。清朝时期，恬庄的杨岱（1737—1803）成了名扬天下的孝子。杨岱从小就用功读书，他青年时代一心想通过科举迈入仕途，光宗耀祖。后来，由于父亲身患重病，他无心苦读，而放弃了对功名的追求，在家中尽心伺侯病重卧床的父亲。老父临终前咳痰不爽，杨岱为减轻父亲的痛苦，曾口对口地将父亲喉中的痰吸出来。清嘉庆十年（1803），当地官员将杨岱的孝行一级一级上报到朝廷，按照朝廷下的圣旨，恬庄老街建起了忠义孝悌牌坊和孝子祠。杨氏孝坊始建于清嘉庆十一年，硬山式建筑，坐西朝东，是典型的清代官式建筑。杨氏孝坊建筑面积962平方米，为四进厅屋。孝坊第一进，室内曾有石牌楼一座，上有嘉庆皇帝的《圣旨》两字的镂空石刻一块，今保存完好。二进正厅中墙内嵌有《谨表孝行杨君家传》石刻三块、《杨氏读书田记》石刻三块、《布政司执贴》石刻一块。三进为祭祀之用，四进为供奉牌位之用。休整一新的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碑刻博物馆。

　　在这里，我看见了一位“故人”，那就是正在介绍这些碑刻的姚明公老人。看着这些有着久远历史的碑刻，听着姚明公老人的介绍，我仿佛回到了第一次来到恬庄的的时刻。

 

三

 

　　那是10年前的事了，2003年，苏州著名地情专家，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徐刚毅来到张家港。徐刚毅作为一个老苏州人，对苏州的历史文化有着特别的感情。他主持征稿、编辑出版了《老苏州百年旧影》，使苏州很多珍贵的老照片得以系统地梳理汇编成书，能够为世人分享。他历时10余年拍摄了苏州古城的每条小巷古桥、古井牌坊，在此过程中写作发表了多篇从各个角度介绍苏州古城、苏州历史文化、探讨古城保护之道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再读苏州》。可以说，他对苏州古城的保护时时刻刻都在魂牵梦萦，尽心尽力。

我陪同徐主任这位一心为保护古城的长者到了恬庄古镇探访，同时，更是想探访一位悉心保护恬庄老街的“古镇守护人”姚明公。

　　经过问询后，我陪同徐主任来到了姚明公在老街的家里。走进他的老宅，只见院子里养了很多花草绿化，盆景树木，层层叠叠，就像一个小花园。由此可见姚先生是一位非常勤快热爱生活的人。其实，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姚明公是位“老恬庄”，更是一位知名的老街文物守护人。姚明公在恬庄北街生活了几十年，他对这条古街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特别有感情，只要一听说恬庄老街上哪棵古树将枯萎，哪座古建筑出险情，他都会忧心忡忡，心急如焚，而且，都会想出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保护与挽救。上世纪70年代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当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碑刻文物的重要时，姚明公很早就发现了碑刻的珍贵价值。他常说碑刻同样是恬庄文化的根。为了收集散落各地、不受人重视的石碑、石器等文物，姚明公几十年奔波于恬庄以及附近各地。这些石碑或散落在桥畔、岸边，或被居民砌墙、垫院，或埋在地下，在某一工程中被发掘。每次找到那些没有主人的古碑，他就自己出钱叫车，把无比笨重的石碑运回家中，而碰到已有主人的古碑，姚明公还要与主人交涉、谈价钱。经过他的尽心收集，最终这里有了80多块碑刻。每一块石碑的背后，姚明公都能说出一段精彩的故事。为了这些故事，徐刚毅主任专门走进了这个小巷深处。

　　听说我们是地方志办的，要来了解恬庄的情况。姚明公很兴奋，饭也顾不得做，就带上钥匙，领着我们走进了榜眼府。那个时候的榜眼府可没有现在的模样，大多数房子已经倒塌了，花园更是不见踪影，只有中庭还留着一点建筑，仅是由庭柱上面留着的雕刻和斑斓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见宅院以前的辉煌。在杨氏孝坊，看见的情景差不多，建筑都很破旧了。只是，一对着角落里的碑刻，姚明公就像喝了喜酒一样，兴奋地说个不休。我们知道，碑刻，古称“勒石”，是一个地方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着一个地区充满着丰富典故和历史隐喻的演变。姚明公收到的《恬庄族规石碑》、《蒋坟御书字碑》、《徐伯和墓铭文》、《孝坊石刻御书碑首》等石刻文物，都被当地文博专家认定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我的印象当中恬庄非比寻常，好像在我们一代人手中消亡呢有点可惜。把祖宗的遗产留下来总之是一份功德，作为当代人来说是一份功德，特别是我们恬庄人。”姚明公告诉我们。他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十多年来，他一直奔走呼吁着，退休后，姚明公更是全副精力用在保护古建上。正是有了徐刚毅、姚明公还有凤凰镇保护传承河阳山歌的虞永良，以及许许多多对历史充满认知和感情的人，有了他们的坚持不懈和钻研努力，才有了苏州老城的整体保护，才有了河阳山歌的千年传唱，才有了恬庄古镇的“留根”开发。

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四

 

　　今天，恬庄已经变了样。今天，恬庄还是留着“根”。

　　随着市委、市政府保护文化遗产力度的加大，恬庄建设的三期四期开发不断推进，恬庄老街上的榜眼府、杨氏孝坊、杨氏南宅三座老宅重焕光彩，古老的恬庄在这个春天慢慢苏醒，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张家港市凤凰这种“留根开发”的举措也得到了广泛赞誉。

　　当我们看见太多太多新建的“古建筑”时，人们往往嗤之以鼻；当我们面临很多很多古建筑被无情拆除时，我们更是无比心痛。然而，恬庄古镇的保留开发却走出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留根开发”，尽可能多地保留原貌和原建筑，只是在旧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修旧如旧。这不仅是对先贤奋斗精神的包容和激励，更是对乡土内在精神的秉承和发扬。恬庄进行的“留根开发”，无疑会使河阳山地区展示出具有深厚文化涵蕴的直观背景，具有过去与现代错综复杂交互结合的景观，由此，恬庄老街也就很有可能成为“江南老街”中的一朵奇葩，成为这类文化旅游中的后起之秀。

　　在这种理念下，凤凰周边连点带线的开发布局已然成形。古镇同河阳山歌馆、凤凰山、凤凰湖、万亩桃园、金凤凰温泉度假村紧紧联系，形成了一条完善的旅游带。而凤凰，也因此一举成为了张家港市惟一一个“四星级旅游区”。

　　而如今，静置在恬庄碑刻博物馆中的石碑、石刻，记录着古恬庄的记忆，定格着古恬庄的历史，并在这里获得“新生”。它们是河阳文化的“活化石”，更是河阳文化的“硬名片”。恬庄碑刻博物馆就以这样一种形式，在穿越时间的古迹里，重新演绎了它在今天的价值。

今天，姚明公老人成为了这里的义务介绍人，也是这里的义务守护人。再次听着姚明公对古镇记忆的讲述，话语间，我分明听见了他的喜悦和幸福。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古老的恬庄焕发出了青春。老人也分明再次焕发了青春。

　　走到古街的尽头，就见一条和老街并列的奚浦河缓缓流淌，让老街成为了家家尽枕河的水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奚浦映古居，驳岸连拱桥”，有幸保存着的原生态石板街路、街坊人情、小桥流水的恬庄格外珍贵。每当游人慕名走进凤凰镇的恬庄老街，踏上狭长的石板路，尽情观赏街道两旁的江南民居和古老殿堂，便会感到人在画中行，时光在倒流，仿佛穿越千年来到了古老的恬庄。

　　老街，老人。一个令人敬重的老人，一个人守着一个古镇的历史。

　　过去，现在。石板路下暗泾河水依然流淌，千年的水流进了百年的老宅。

凝重，新生。古老凝重的恬庄让我们真正打开了河阳山的历史这扇门，看见了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古镇。

 

 

　　　　　　　　　　　　　　　　　　　　　　　　　　　 

 　　　　　　　　　　　　　　　　　　　 此文发表于《东渡》2014年第3期（总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