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我到南方

                              大半个晚上我读书，冬天我到南方

                                                    ——艾略特《荒原》

                                顾建平

      我的中学老师孙海航先生的曾经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话说“沙上”》，内容多涉及我的故乡——江苏省张家港北部地区，即书名所示的“沙上”地区——的人情、物理、风景、掌故，读赏之余引动了我的莼鲈之思。

我旅居北京已经27年，成为北京市的市民也已经20年，在此辗转赁居，定居，娶妻生子，完成了人生的大部分要务，但是身份意识、行为作派没有丝毫北京特色，语言南腔北调，时常被出租车司机当作来京做生意的江浙小老板。我并不在意要做北京的主人公，恬然自适于在北京做客的感觉。北京的好处是，你可以居住多年不必理睬本地民风民俗，不必对传统文化发生审美感应，而一样从容优游自在，你可以在此终身做客而没有拘束感，更没有人下逐客令。

     “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在山上，那里你觉得自由。/大半个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到南方。” T.S.艾略特《荒原》里的诗句仿佛是专门为我而写。我像候鸟一样，习惯到南方过冬。苏南不是候鸟的温暖目的地；冬天的江南空气湿度大，阴冷潮湿。我的户口迁出家乡二十余年，我读大学那年出生的姑娘大部分已经出嫁了，所以我的父母兄姐弟把冬天回家的我当作客人一样看待，似乎顺理成章。在我以回家的名义回到的故乡，我被当作客人；在我生活最久、“成家”的地方，自我感觉是个客人。“在家做客”，是怎样奇怪的身份意识啊！

     早年读到唐诗里贾岛的《渡桑乾》：“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少年之心平添无端的感伤。故乡也许只能这样定义：你曾经停留，而后不得不离开的地方。故乡也许只是纸上的、心上的，那个地理上的、标注着坐标经纬、存在山河树石花鸟的故乡最终将渐渐幻化成为概念。

近20年来，老家的父母官改造自然的超常能力，使我记忆中的具像的故乡完全消失，面对一排排拥挤的房子，找不到一点儿新旧对应的物证。孙老师的《话说“沙上”》书前附录了一些老照片，对之我真有恍若隔世之感：那些平房，那些屋前屋后的小河，还有石桥、树林、竹园……现在哪儿呢？

      当年大学同学第一次共同游赏北京城，选择了紫竹院公园。进得园来，不禁哑然失笑：这样的风景，苏南在在皆是，怎么在北京就成了著名的公园了！1999年，参加文学研讨会第一次到达离老家不远的周庄，同行们对周庄的小桥流水白墙黑瓦赞不绝口，我心想：20年前我的故乡也是这样，只是周庄舍不得去旧立新，所以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心思说不出口，免得让同行者以为我是自夸祖上比赵家还富的阿Q。

青年时代我尽量避免怀旧，永远不言感伤，也曾有心做一个漂泊天涯的浪子，“我要挥霍掉青春的岁月/去做铁石心肠的船长。”青春的尾巴现在渐渐脱手而去，虽不是柔情似水确也未能修炼到铁石心肠，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有位极端人士说：没有被记忆的生活，等于不曾生活。乡梦不曾断，只是曾经的故乡，已经从地理上彻底移到了纸上、心上。

      江阴、无锡、常熟三县交界，有一座以吾家姓氏为名的小山。四年前，我与诗人庞培行经此山，诗人叹曰：“因为三县皆不管，有人炸山作为建筑材料，此山将夷为平地。”江河可以人工挖成，石山可以人工垒就乎？我只能望山而兴叹。

 

     山北水南谓之阴，我出生在江苏省沙洲县，沙洲县1962年由江阴县、常熟县各一部分合并而成，我家位于江阴那一部分，所以以祖籍算我是江阴人，也是出生在长江以南的地地道道的江南人。早年逢到填表格，依照出生地填写，我父亲填的籍贯是江阴县，我则需要填沙洲县。内心我还是想填江阴县。百万雄师过大江，“东起九江，西至江阴”，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何等神气！

      身不由己做了江南人，似乎对自己的这一重身份毋庸置疑。但是到了听得懂大人说话的年纪，我就知道长江以南的沙洲县有两种人：江南人，沙上人。两方民众语言存在差异，风俗也不一样。江南人似乎门第要高贵一些，哥哥姐姐学江南人说话，听起来蛮洋气。地理上的分界线我不清楚，恐怕还是以语言和风俗来分界的。我的大姑母嫁到了泗港，那里似乎就是江南，或者接近江南。从小听表哥表姐操着洋腔洋调的江南话，小鬼心思里不免既羡且妒。

     沙洲县面积只有999平方公里，居然就有明显的文化分野；伟大祖国960万平方公里，文化该是多么丰富复杂！

      身居江南而不是“江南人”，这是何等莫名其妙而令人恼火的事！但有火还无处发，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祖辈、父母、亲友都这么说。

     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时期，读过两年书的人都知道江南是个美好的词汇。“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可惜我居住在沙上的江南。

      读高中到了后塍中学，当地似乎是江南、沙上的交汇处，学生来自沙洲各地，江南人、沙上人旗鼓相当。西窗共读，同学情深，感觉不出同学之间的“种族歧视”，但大体说来，“江南”的学生家庭要富足些。那时民风淳朴，同学之间不会夸财斗富，学习不佳、品行不端而矜矜于父祖辈财势的学生，三年之中未曾一遇。后来听得孙海航老师说，江南、沙上民众界线分明，如同东晋的寒族士族，例不通婚。初闻之下，暗自庆幸：好在中学没有恋爱，否则遭到暗恋多时的某位江南佳丽的冷面拒绝，含羞忍辱痛心疾首之时还不知道是种族差别在作怪。要知道，那时候所有的恋爱都是指向婚姻的啊！

      20世纪70年代初，后塍中学有一次可以光耀校史的外交活动：成名于台湾、定居于美国的著名校友刘宜良先生回国探亲，特地到母校拜访。余生也晚，没有躬逢其盛，据当时在后塍中学校办工厂工作的父执张永清老伯形容，是连厕所都喷了香水的，足见重视。刘宜良先生1984年在美国饮弹毙命，传说是因为撰写了刺痛蒋氏家族的《蒋经国传》而招祸。刘宜良先生有一个名震中外的笔名——江南，想来关注中美关系、台海局势的人士至今都没有忘却。念其名如见其人，不难推想，刘先生奔命于台湾、偏安于美洲的岁月，魂牵梦萦的一定是江南的故土、故人，还有江阴县崇真中学，即今日的后塍中学。

      “江南”之美好，可以入古人诗词，可以入游子梦乡，可以为史传署名。但在我的青葱岁月，这个美好的词我用得并不坦荡。

 

      不同于江南，我对“沙洲”二字长期产生不了美好的联想，小时候练习钢笔书法，沙洲二字的草书怎么写都别扭，更使我对“沙洲”平添隔膜。革命圣地井冈山有一个沙洲坝，毛主席在沙洲坝上挖了一口井，“幸福不忘毛主席，饮水不忘挖井人。”这句话当年小学生像念经一样挂在嘴上，然而我还是对“沙洲”喜欢不起来。

     大概是1986年吧，事情有了变化，我在北京，同乡同学告诉我沙洲县改成了张家港市。我内心居然没有由县民一跃成为市民的喜悦，反倒有一丝惆怅。细细体察，我体悟到，地名是字面上的故乡，不是单纯的一个名词，行之久远地名就有了生命。就地域指代的精确性而言，沙洲不逊于江阴；就文化信息量而言，江阴以其悠久的历史、群星璀璨的文化人物而闻名于世，沙洲与之不可比量。从沙洲县到张家港市，地名中的文化含量丧失殆尽。

     1998年，我的户口由北京市西城区德外派出所的集体户口，迁到我的住房所在的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填写出生地一栏，户籍系统的电脑中居然没有“沙洲县”，那一刻，我真有物是人非之感。

我对沙洲的渐生的爱意还在苏词中得到强有力的精神支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意境多么高渺、深远。2003年以后，我将自己的QQ名字确定为“沙洲冷”，朋友们问起来由，我都要做上述如此这般的解释，还不忘补充一句：沙洲虽冷，一点也不寂寞；沙洲冷是个念旧的人，感伤的人，一个热心人。

在文化上，我是不可救药保守主义者。此为一例。

     据史料记载，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其出发地在今天张家港市的鹿苑镇，如今张家港市冠名于香烟、白酒、服装上的“东渡”之名即由此而来。由此推想，至少在1300年前，今天张家港市的大部分土地还淹没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波涛之中，等待岁月的沉淀，淤积成如今天上海市的崇明岛或者张家港市的双山岛一样的泥沙岛屿，然后与大陆连接。命之曰沙洲，真是名副其实。据说沙洲县最初得名，是因为新四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沙洲支部；见微知著，窥一斑得全豹，新四军不愧为一支文明之师。

       吾道不孤，幸亏还有孙老师这样有心人，以“沙上”作题为旧日江南立此存照，我身为其中一分子倍感亲切。对于早已跨过小康门槛的张家港人，这是尘封已久接近遗忘的话题。文化不只有物质形态；丰裕财富并不意味着高度文明。历史可以改写，文化只可以因承续而建设，就像淹没的沙洲，即使在水底，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能不忆香山

      故乡最有名的上，与北京最有名的山名字相同，都叫香山。              

     我对香山最早的记忆，是老宅西南方向夏天太阳落山的地方，那一块黑色的剪影。剪影一年四季都在远方与我对望着，让我好奇，就像罗大佑《童年》唱的，“为什么太阳总落在山的那一边？”想过去看看它的真面目。

      我外婆家在中兴乡大德村，九思街旁边，小时候去外婆家都是随着父母步行过去的，要向着香山方向走十几里路。离外婆家越近，那一抹黑影就越来越大。天气晴朗的日子，站在外婆家的院子里，能看清香山上细如发丝的小路。

     第一次登山香山，在初中二年级。新德初中组织学生春游，队伍浩浩荡荡开过去开回来，将近一天，因此还带了开水和干粮。站在香山顶上，看阡陌纵横，人细如蚁，远眺长江，苍苍茫茫，大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襟怀。教导主任田舜华老师和班主任孙桂林老师，要我指挥同学们合唱《歌唱祖国》，我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人，推三阻四之后勉强挥舞了两下便作罢了。但是登香山顶而歌唱祖国，确实是由衷的情不自禁的抒情方式。这次春游大家都很兴奋，有一位同学后来在作文里写道：“香山啊香山，美丽的香山，请相信我一定会卷土重来。”香山仍在，美丽依旧，不知道这位同学后来有没有真的“卷土重来”。

      多年后我方才得知，香山海拔一百五十米左右，彷佛泰山脚下的一个小石丘，但是在沙洲、江阴境内，一马平川之中，香山无疑是万众瞩目、傲视群雄的最高峰。

      第二次去香山，在后塍中学读高中期间，和同乡同学张亚华一起走过去的。两个正值青春初期、自负自恋的少年，下山之前意犹未尽，在一块石头上刻下了“到此一游”字样。猛回首，这已经是将近三十年前的往事了，香山上的那几个字，大概早已经被雨打风吹去了吧。

二十余年来，我四海为家，见识了无数名山大川，但香山一直是魂牵梦萦的最深刻记忆。二十余年里，沙洲县消失了，中兴乡、九思街、新德初中消失了，但香山还在。想来它也依然会是故乡一代少年第一次踏青春游之处吧。

      江河可以人工开挖，石山却非堆积而成，它是亿万年前的火山爆发在地表的遗存，哪怕只是一个小山头，也是世间沧桑的见证。2000年我从虞山镇去南京，到了无锡、江阴、常熟交界处，听到顾山开山取石的爆炸声，心中有无法形容的郁闷甚至愤怒。当年昭明太子代父出家隐居并编订《昭明文选》的地方，现今疮痍满目，即将夷为平地。

      从堪舆学上说，山水皆有灵气，开山取石无疑断了当地的龙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物。浙江有山有水，苏南有水少山，苏南人的性格中正缺少浙江人的刚毅坚韧。我希望香山能避免顾山的厄运，为张家港这片由沙洲淤积而成的土地保留一个历史见证者，保留一条钟灵毓秀的龙脉。

                         

 

                                                                   此文发《沧江文学》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