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乾石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时光老人已使我们少儿时代乡村的那份旧影荡然无存。但故乡的昨天在我心中依然是那么永恒，不能忘却。那牵着大人的衣角乘坐客航船走亲戚赶集市；柴房里传出阵阵优美乐曲似的舂米声；换糖担儿上红红绿绿饴糖散发的甜香……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迎 亲 船

      说起迎亲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感到新奇陌生。所谓迎亲船，就是江南水乡迎接新娘新郎的花船。花船装扮新颖，花团锦蔟，船上坐着红男绿女，锣鼓鞭炮喧天，热闹非凡。

　　记得小时候，我和孩子们喜欢跟大人去河边看迎亲船，每条迎亲船经过，岸上观看的人都要说些吉利贺喜的话，迎亲船上就会扔上一捧捧的糖果、红蛋之类的喜物，俗称“讨喜”。长大后，曾与伙伴们走上几回迎亲船，都是族中同辈或至亲好友嫁娶被请上船的“特邀代表”， 那真是出足风头。在船上，我们敲起锣鼓，燃放鞭炮，在新娘新郎身边敲得火热闹猛，还不断说着幽默逗趣的话，就是觉得过瘾有趣。

老家前面的长寿河，是四乡八村必经的水上要道，一进入腊月，几乎每天都有几条迎亲船经过。家乡人看迎亲船疯了似的，小桥滩涂边，石驳岸上男女老少肩挨着肩，成群结队。那水袖般飘逸的河塘里，一到春节来来往往的迎亲船更是闹猛；若逢村里村外结婚的男女对子多，有时石驳岸边齐刷刷地停着好几条迎亲船，这情景犹像远古时摇快船比赛。又像看社戏时竹篙耸立、船只满河湾的景况了。春节里的迎亲船仿佛是一个忙碌的红娘：船上锣鼓鞭炮喧天，彩旗飘舞；插在船头船尾的二支扎着红缎子的青竹篙在喜风里散发着鲜鲜的清香。船身上贴着东一块、西一块的红喜字。

　　如今，村里的姑娘小伙子结婚，坐轿车的多起来了。新郎西装革履，漂亮的新娘子穿起雪白的结婚礼服，惹得乡亲们看花了眼。去年春节里，村口马路边的雪地里停的一辆辆娶亲的小轿车装饰得花枝招展。然而，家乡的新郎新娘子爱坐迎亲船，这倒并不是“老顽固”，更不是挑便宜。因为淳朴善良的乡亲对水乡一条条朝夕相处的船儿总是爱不释手，这或许是顺沿民风，朴拙之中求新趣的缘故吧？

迎亲船儿美的像一幅风景画，远看宛如一顶花花绿绿的花轿，近看宛如一个五彩缤纷的舞台，载着一船的喜悦，一船的缤纷。

　　迎亲船来到新娘子家的河滩边，船上的少男少女争先恐后跳上岸去抢红蛋，讨喜钱，楼底下新娘子林林总总的嫁妆，结着彩缎，排着长龙，仿佛是一个展览会。迎亲船上的客人和新郎到了新娘子家，按家乡传统风俗，客人们先喝糖汤再吃鸡蛋糕点，然后喝茶，红漆八仙桌上放着茶点糖果五花八门。这时，小伙子们把新娘子的嫁妆一扛扛搬到迎亲船上。新郎耐着心情等待着新娘子下楼上船；于是，心急的小伙们就催着媒人上楼去唤新娘子下来，有勇气的新郎干脆自己跑上楼背起了新娘子，一路小跑到迎亲船上，锣鼓鞭炮一响，迎亲船起锚开发。

　　时代毕竟不同了，早些年新娘子出嫁，当羞答答的新娘子走向迎亲船时，不知怎的有不少却哭哭涕涕的。现在的新郎新娘子最是幸福，除了穿的时髦、嫁的漂亮，笑的也大方！似乎唱就唱，亲就亲，吻就吻。从不退却，也不后悔；爱情原本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日子就是希翼得美丽，贫瘠的岁月里是没有的，日子红火的今天才憧憬得到。

　　迎亲船在蜿蜒的河塘里行进，一路上锣鼓齐鸣，鞭炮喧天，新郎新娘子端坐在铺着红地毯的船舱里，脸上露着红晕，远处的洞房里欢歌笑语，一双大红喜烛点燃得满室生辉，迎接一对新人的光临。这时的夕阳醉了，晚归的迎亲船在姹紫嫣红的乡情里微笑。

　　脚炉是过去冬天人们用来烤火取暖的一种工具。一般都是铜制和铁制的，扁圆形，直径在35厘米左右，底部像一个小圆锅，深15厘米，是盛放木屑砻糠炭火灰的，两边有一对拎环，上面一个圆盖，盖面上有着一排排圆眼出气孔。

　　一到寒冬，人们就会“烧”脚炉，把空脚炉拿出来，底部铺上一层厚厚的干木屑或砻糠，再在上面盖一层炭火灰，盖上脚炉盖，炭火灰在脚炉内引燃干木屑和砻糠，炉的四周即刻会产生热量，摸上去暖烘烘的。这时，人们有时把脚炉抱在胸前，变取暖边烘手，也有的把脚炉放在地上，双脚踏在炉盖上烘脚。

　　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对脚炉的兴趣并不全在于取暖，最感兴趣的还是在脚炉的炭灰中煨烤各种食物。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常常看到爷爷奶奶在冬天里抱着脚炉取暖。我家有二只铜脚炉，是奶奶嫁给爷爷的陪嫁品，脚炉盖已磨得油光闪亮。一到冬天，脚炉白天用来烘手热脚，夜里还可暖被窝，烘干湿衣服。我最喜欢和爷爷奶奶一起烘脚炉，坐在屋子里，围着爷爷奶奶转，一会儿把手放到爷爷的脚炉上烘，一会儿又放到奶奶的脚炉上烤，忙得不亦乐乎。玩累了，我就钻到奶奶的衣襟怀里打盹，迷迷糊糊中听到“啪”的一声，闻到一股香味儿，而爷爷就会忽然从他的脚炉里用烟锅头拨出一粒烤熟的大板栗来，已经烤得裂开了嘴，露出黄澄澄的颜色，我的口水也就流出来了，伸手就去抓，却被奶奶一把抢了去，“别烫着，我给你吹一吹”。奶奶就鼓起嘴给我吹板栗，板栗的香味直朝我的鼻孔里钻，引诱得我肚里的馋虫上窜下跳的，连忙一把抢过奶奶手中的板栗吃起来。

　　有时，我们兄妹几个自己动手，提着脚炉在冬阳下边取暖边爆米花。雪后初晴，天气寒冷，我们吃过早饭就抢了奶奶的脚炉，蹲在屋檐下取暖，手烘热了，不知谁出了个歪点子，我们来爆米花吧。于是，打开脚炉盖，从场边的柴草堆里检来残存的稻穗，把一粒粒谷穗放在脚炉的炭灰中，不一会儿，谷穗上的谷粒就会像放鞭炮似的爆出一粒粒米花，我们兄妹几个抢着吃。

　　一到严冬，人们就离不开脚炉了。我印象中最有趣的是，我和奶奶提着脚炉在雪地里看电影。记得那一年严冬，雪下得很大，队场上晚上放电影，奶奶扛着一条小长凳，我提着一只脚炉。临走的时候，爷爷还在脚炉里添了些火灰。电影很精彩，放映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正当我全神贯注的看着。我忽然闻到有一股焦糊的味道从我们的脚炉里飘出来，我就使劲拉奶奶的衣角，奶奶正仰着脸看电影，非常投入的样子，我问奶奶脚炉里什么味道啊。奶奶这才一愣，说，快，快，是山芋烤糊了。原来奶奶怕我挨饿，在临走的时候给我在脚炉里放上了二个山芋，但由于光注意看电影而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紧拨慢拨，等从火灰里拨出来，那山芋早就成了一个“黑炭团”。没有办法，我们继续看电影。我坐在奶奶的腿上，脚炉放在奶奶的怀里，看着看着，我又闻到了脚炉里飘出来的焦臭味，心想这还是山芋的味道吧，但越闻越不像，于是我就仔细看，奶奶对襟棉袄上系着的手帕垂了下来，被脚炉灰给引燃着了，于是我和奶奶一阵手忙脚乱……

　　脚炉，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销声匿迹了。现在人们过冬取暖都使用电热器、热空调、蒸汽等先进设备，既卫生又舒适。但在我的心中，总忘不了脚炉带给我的温暖，带给我的欢乐。

　　水龙是过去农村救火的主要工具。从前的苏南农村很穷，农民绝大多数都是居住在黄泥垒墙、稻草盖顶的破草房里，一到冬天，呼呼的西北风在裂开的墙缝中怒吼，为了防寒保暖，人们就在四边的泥墙外竖满了柴草，这样的房子容易发生火灾。西北风一吹，柴干禾爽，遇上火种，干柴烈火，房屋家产即刻化为灰烬。救火是一件大事。

　　所以，一般大一点的村庄都备有救火的水龙。这水龙设计笨重，用一只长圆形的木桶，木桶中央装置两段裤管式样的铜管或铝锡管，下粗上细，上面固定一根坚实的粗横杠，两边装有两只长长的活塞，伸向桶中的两段裤管里。只要在木桶里盛满水，众人抓住横杠在两边一上一下挤压，通过活塞在裤管内运动，把水吸上来，再在裤管上端处装上皮带管，接上水枪，水就能喷射出来。一部水龙即使不盛满水也有三、四百斤重，需要四个大汉抬。况且救人时都是突急行动，时间越快越好，抬着水龙急奔，走一段路就要换一批人。

　　记得我们村庄上也有一部水龙，据我爷爷描述，这部水龙还是清道光四年筹制的，当时就耗资了8石大米，是各家各户拼凑出的，水龙的长圆形桶是用上等柏树打造，漆得乌黑油亮，外边四周还用了三道铁箍，两边系着两只拉手的大铁环，裤管式的黄铜管闪闪发亮，并备有五根水枪，水龙足有五百斤重，锁在一间专门搭建的屋里。村上有40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组成救火突击队，备有利斧、油灯、藤帽等用具。救火队分工明确，水枪、水带、油灯、钥匙都有专人保管。无论白天黑夜，一听到救火的铜锣声，大家都会第一时间赶来，抬出水龙，带好配套用具赶往事发地。救火结束后，要对水龙清洗，检查，清除木桶、裤管、水枪内积污，翻晒水带，对损坏的水桶进行修补。旧时农村还有这样一个习俗：水龙救火结束后，第二天全村人就会“拼吃”一顿（各家出钱）庆祝一番，并买些祭品祭奠水龙，感谢水龙在救火中发出的威力。

　　我小时候亲眼目睹过一次救火，场面十分壮观。那年隆冬的一天深夜，我被一阵急促的锣声惊醒，看见父亲披衣拿着水枪奔出房门，我也连忙穿好衣服尾追出去。这时，水龙房前已聚满了奔来救火的人，队长一看火光，首先断定那个村庄起火，大家抬出水龙，横田穿径直奔出事地点，前面举着照明的油灯，像夜空中的一条火龙。一到着火地点，救火人自觉排成长队，提着水桶互相到河边取水，迅速倒入水龙的木桶内，四位强悍的小伙跳上水龙的横杆，一上一下的挤压，倾刻水枪喷射出一条长长的白带，压住火势……那次我们的这部水龙真是出尽风头，在三、四部救火的水龙中水最急、射线最强、威力最猛，保护了10多家百姓的房屋财产安全，得到了民众的一致称赞。

　　在救火回来的路上，好多人的衣裤淋湿后冻成了硬块块，走路“咔嚓”、“咔嚓”响个不停；有几个人还赤着双脚，；因为抬水龙急赶时把鞋跑丢了，来不及拾；有几个小伙子进入火场帮房主抢东西，眉毛头发都烧焦了……看着救火中凯旋而归的水龙和救火英雄，我的心里产生了一股崇敬之情。

　　随着时代的发展，水龙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在救火有装备先进的消防车，有一支英勇善战的消防队伍。但在我心里，还是忘不了那老式的救火水龙，忘不了那支自发组织起来的业余农村消防队伍。

 

客航船

　　又到了春雨潇潇的清明节。不禁想起了儿时坐客航船去故里探亲祭墓的一路风光。

　　客航船是旧时家乡的一种主要交通运输工具。老家地处江南“三分圩田七分水” 的河网地区，沟渠纵横交错，河塘星罗棋布，人们的日常出行全靠渡船进出。所以，人们到集镇或县城购物办事，都要乘坐客航船。客航船每天都有正常的班次，但一般只能到集镇上才能乘到。我们每次上城，先要坐小划子从村庄的河码头出发，坐到镇上船码头再转坐专门停靠在那里的客航船。划船的是我的一个老伯。他戴着毡帽，手脚并用，两浆共举，于是船身迅速滑行于水上，坐在船上的旅客，但见两岸无边无际的油菜花、紫云英开着金黄、火红的花儿，听着堤岸树上的啁啾鸟语，与咿呀的浆声唱和，那乐趣决不是在城市喧闹的街上所能见到的。

　　划子船的客载量小，只能坐二三人。作为江南水乡间正常的交通工具的，却是客航船。这可以说是往昔的“水上公共汽车”。它从城里出发开航，沿河道两岸的村庄码头一路停靠过去，载客也载物。作为航船动力的，船首有两个撑竹篙探水抵石而行的船家，航尾有二至四名划子。这种船船身厚重，能载重数吨。船舱内船板上可就地睡卧一二十人。记得有一年寒冬，上城到一亲戚家吃喜酒，我和祖父乘的客航船遇上暴风雪，棉花朵似的雪花飘飘扬扬，漫天皆白，迷迷蒙蒙，客船走走停停，到城里已万家灯火了。船家为了多做生意，客航船也有在夜间开航，一路停靠，一路有旅客下船或上岸，故又称夜航船。

　　小时曾随父亲坐过几次夜航船。那时，随身带了粽子、油糕、麻团等点心，可在船上充饥。船上其实也有卖小吃的担儿，还有那些扎着头巾、挎着糖篮卖瓜子、花生米的中年妇女，操着一口浓软的吴语，从船头叫卖到船尾。夜间坐在船舱里，很难看到两岸的景物，除了发现河中星星点点的渔火外，望出去只有黑糊糊一片，只能听到船底那潺潺的水声。因此，只好在舱里听人们讲“三海经”。至夜深船舱中鼾声四起，我自己也早已进入梦乡。船到终点站，已是次日黎明，客人们打着哈欠上岸了，也有粗心乘客贪睡而乘误站头的。因为船家与两岸旅客都沾亲带故，夜航船上非常热闹，问询互道之声不绝，所以夜航也不感到多少寂寞。那时自己乐于坐夜航船，不仅是由于可以吃到平时不大能吃到的夜宵，还可以在船上听到一些“乡间秀才”讲的一则则动人心弦、离奇古怪的故事。但后来，家乡经济发展了，通了公路，城乡的客航船大多已被公共汽车所取代。看来城乡经济日益发达，交通工具也得随之更新。不过，这样一来，往昔乘客航船的情趣也就不复有了，这大约就是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必然变化吧。

 

远逝的舂声

　　舂声，就是乡间农家舂米时发出的号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南农村乡下，一般农家都会置齐生活中所需的各种农具。在所有的铁木制农具中，我影像最深、比较大型的算是舂米的米碓子了。

   　米碓子是一种脚踏式的舂米工具。舂杵被嵌在一块笨重的方形粗木头上，然后按杠杆的原理安装，整个的形状像一个放倒的“7”。碓身长两米左右，碓头正对着地上的石臼，碓尾有一个凹坑。靠前有扶手，两边有踏板，踏板上有抓手的吊环。舂米时，人单脚站在碓尾上用力踩下，碓头就高高翘起，一放脚，碓头落下，舂杵就重重地舂到石臼里。“木公鸡，啄白米，啄来啄去啄不起。” 这首童谣说的就是米碓子。

   　因为舂米时声音大，还会扬起粉尘，米碓子一般被安置在无人居住的偏间或旧屋里。但因为有了米碓子的存在，再破旧再冷清的屋子，一年四季也常有不同寻常的热闹了。

   　米碓子笨重，舂米时一个人是玩不转的。要踩踏，要翻米，得几个人鞍前马后，齐心协力。农家少闲月，男人们一般忙地里的生活去了，舂米的事自然就落在家庭妇女身上。在一些反映古代民间生活的绘画里，常见舂米图，画中人也多半是女性。

   　要说和谐，乡间的生活最见和谐了。一家舂米，乡亲邻里的妇女只要抽得出空，都会赶来帮忙。舂米便成了你帮我我帮你的集体活动。帮忙的人多了，两边的踏板上都站满了人，舂米的情景便仿若一群熟悉的妇女同搭一辆没设座位的公交车。舂米的时候，因为只用脚使劲，嘴巴便腾出空。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们聚一起，东家长西家短，总有说不完的话。常常人群中一个笑话引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此时的舂米，更像是一场热闹的娱乐活动。我的母亲也参与其中，可以说，舂米的时光也是母亲的快乐时光。

   　有时舂米也赶在晚上，晚上舂米别有情趣。忙完了一天琐碎的活儿，晚饭吃过了，碗筷也洗完了，月亮露出了笑脸，屋外清辉如霜，碓房里就响起沉沉的舂米声，像一首低沉的夜曲。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一灯如豆，朦朦胧胧之中，婀娜的身影投在墙上，影随人动，活像一出皮影戏。少妇们爱用一方花手帕将长长的秀发轻轻地挽在后面，一上一下踏着碓板，秀发就在后面一甩一甩的。此时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和风情，更像一种曼妙的舞蹈。

   　舂米是女人们的活计，偶尔也有男人来帮忙，气氛便更热烈和闹猛了。男的踩踏，女的翻米，配合得十分默契。一石臼的米舂好了，舂米的人头发、眉毛上就有一层白蒙蒙的粉尘，那是扬起的碎谷糠屑，一个个成了“白毛女”。李白有诗云：“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 其实对农家妇女来说，舂米虽是一件累人的活计，但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儿。

   　除夕的前几天，舂房里更显得热闹。嘣、嘣——嘣、嘣……沉实有力、节奏分明的舂米声，穿透夜色，传至远远近近。灯影下，月华里，清脆的笑声此起彼落，随风飘荡。过年的氛围也就在这样的舂米声和欢笑声中渐渐浓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通上了电，生产队办起了粮饲加工厂，安装了现代化的碾米机，稻谷倒进铁漏斗，白花花的大米就出来了。自从有了碾米机后，农家的舂米声便渐渐远去了，米碓子也悄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如今，在农村乡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忆起这曾经牵扯农家苦乐的舂米房和舂米声。然而我忘不了，忘不了打从孩童起就听惯了的舂米声。每忆起老家，每想起童年，舂米声总会依稀从岁月的深处传来。透过舂米声，我又依稀见到已走进岁月深处的我那辛苦的母亲、脸上露着笑容的母亲。

 

换糖担儿

　　每当我看到现在的孩子啃着炸鸡腿吃着汉堡小仔，慈善的父母在超市商场为孩子买这买那的时候，脑海中就浮现出孩儿时围着换糖担儿买糖或换糖解馋的情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南农村有许多挑着糖担，走村串巷，以孩子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卖糖果小贩，这便是人们所说的换糖担儿。

   　换糖担儿十分简便，两只系着麻绳的小竹筐，上面放一只长方形的玻璃盒，里面放一些花花绿绿的小糖果。那年头，糖果对乡村孩子们来说是有着特殊诱吸力的，那怕能吃上半粒也算是一种极美的享受。所以在下乡贩卖食品的挑担商贩中，换卖糖果的是大多数，像现时的收废品人一样川流不息，时常可听到“换糖哎！换糖哎！” 的叫卖声。

   　换糖担儿与商店相比，担里放的糖果品种很少，便宜的麦芽糖是担儿里的主打货，因为这糖果不用包装，一般的换糖人自己会制作，省本省功夫。每当听到吴侬软语的“麦芽糖……”叫喊声和卜子隆咚的小摇鼓声，孩子们就知道是换糖担儿来了。当换糖担儿走到眼前时，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小贩挑的两个货筐中，一个摆放着麦芽糖（偶尔也会有些其他糖果），而另一个筐里装的是破布老棉絮及废铜烂铁、碎玻璃、旧电池等。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孩子们手中很少有钱，所以卖糖担小贩便允许他们以废旧物品换糖吃，小贩们视废旧物品的品种和数量来决定换给多少，在收下废旧物品后，小贩们就用刀切出要换给的麦芽糖，或在糖筐里拿出几粒喜子糖送到孩子们的手中。因为那时换糖的多而买糖的少，孩子们在家里搜寻些破布条、头发团、碎玻璃瓶等来换糖吃，小贩们换完糖后，再将换得的旧物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变卖换现钱，多少可以赚点钱。

   　有些换糖小贩干脆将固化的麦芽糖稀装在铁皮桶中挑着去卖或换。麦芽糖稀是一种深褐色的粘稠膏状物，小贩们在卖或换时，以两根小竹棒从糖稀桶中绞出一小团，再连糖带棒送到孩子们手中，孩子们拿到手后，除了吃外，还可以把竹棒上的糖拉来扯去地玩。还有些小贩则专做麦芽糖塑生意，他们以糖稀为原料，或捏或吹，不一会便可塑出如“三打白骨精”、“八仙过海”及关云长、赵云、小猫小狗等造型，很是吸引孩子们的眼球。记得小时候，我听到换糖铜锣一响，就跑出去看换糖人做糖塑，偶尔也换或买一两个糖塑人物回家，舍不得吃，把糖塑摆放在床前桌椅上，但有一次被老鼠咬掉了关云长的头，把小糖狗也给叼走了，我伤心了好几天。当然，糖塑的要价也会比普通麦芽糖贵一些。另外，糖塑也是个技术活儿，并非十天半月能学会的手艺，因此，卖糖塑的多半是些中老年人，他们在担儿面上摆放着些做好的红红绿绿糖塑作为样品，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每当有人要买或换时，便就地放下糖担儿，双手捏起糖塑来，要什么样儿就塑造什么，一个个栩栩如生，活龙活现。

   　小时候，在卖糖担儿中也有卖龙须糖的，此糖是以炒面粉与麦芽糖稀为原料的。卖或换龙须糖小贩的一只挑筐上有块用作制龙须糖的案板。如果有人要换或买，小贩便将糖担放在地上，然后把麻油与糖稀加到放在案板上的面粉中，再在案板上把加了糖和油的炒面粉反复搓拉成丝状，最后将搓好的糖放在芝麻罐中滚上些芝麻，即可交到孩子手中了。记得当时村头的大槐树下，时常停着一些糖担儿，小贩一边和乡亲拉着家常，一边摇鼓鸣锣呐喊，糖担周围聚集着一大群孩童，有的孩子换了糖，要分给一些伙伴尝尝。换糖小贩嘴里嘀咕着：“快回家寻寻，有啥破布头老棉絮头发团来换糖吃，吃了龙须糖，孩儿不尿床。” 引来一片笑声。

   　当年那些换糖小贩生活也很不容易，换糖是小本生意，小贩们风里来雨里去，走街串巷，一天也赚不到多少钱，还要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很清苦。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岁月，换糖担儿也成了资本主义的工具，换糖人不能换糖谋生了。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物品丰富多彩，糖果更花样翻新，琳琅满目，孩子对换糖担上的糖果早没了兴趣，换糖担儿，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了。

 

                                                                                     

                                                                                        此文发表于《东渡》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