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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凌云:乡村记忆

发布日期:2018-03-04      阅读数:221 次

我对于乡村的记忆往往从村口的一片片茅草,从路边的一株株柳树开始,然后是乡间的土路,麦场,还有村庄纯净湛蓝的天空,最后是老屋,围绕着老屋的楝子树紫藤架等等,它们在我的记忆里那么久远,但却那么整齐地按照进入乡村的顺序排列着。

当春天明媚的阳光落在村口婀娜的柳树上,善于表现自己的灰喜鹊开始在枝头吵闹,地里的麦苗开始返青,我们便踏着被阳光晒的软软的土路上学去。路上,我们折下几枝柳枝拿在手里,或者编成柳条帽戴在头上,兴奋和喜悦总是不由自主地洋溢在脸上。最喜欢清明节快要到来的时候,父母网开一面,允许我们爬上树折最好的柳枝,挂在门楣上,既是对鬼神的敬意,也是一种习俗。清明节的那天,我们还可以得到两个煮熟的鸡蛋。那时候,鸡蛋还很稀罕,除了生病,平时是吃不到鸡蛋的。拿到热热的烫手的鸡蛋,我们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就拿着和小伙伴比赛谁的鸡蛋壳硬。男孩子喜欢玩花样,总是用大拇指代替鸡蛋去碰,他们的鸡蛋可以保存到晚上。碰破壳的鸡蛋,轻轻地揭去外皮,还有里面的一层绒皮,就可以吃了。鸡蛋白嫩嫩的,鸡蛋黄艳艳的,吃起来又一种特别的香味。它们在一瞬间填充了我们缺少油水的胃,是那么舒服。

春天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还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地方,那就是村头的一片片的茅草地。当春风吹来的时候,茅草也开始泛出绿芽,那尖尖的芽儿慢慢地膨胀,像弟弟刚吃过饭后的小肚子一样鼓起来,这个时候,一片片的茅草地上都是小孩子,他们在拔一种叫荻的东西。这种东西吃起来很有味道,既有青草淡淡的清香,又有甘蔗淡淡的清甜,爽而不腻,滑而润口,可以润肺止咳,是小孩子最喜欢吃的不花钱的零食。荻的下面是白白的茅根,也可以吃的。暮春,荻已经老的不能吃的时候,就从地里钻出来,扬起一面面小旗帜。有风吹来,旗帜随风飘动,非常美丽。坐在茅草地,周围都是随风飘舞的荻,远处也有牧羊的孩子,不过只有几只羊,但也能让人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

这样的时候,是很难见到父母的。母亲要到生产队劳动。父亲是矿工,只有星期天才能休息一天。每到星期六的晚上,父亲还没有回来,我们点上煤油灯,叽叽喳喳地在屋里等父亲回来,煤油灯忽明忽暗,远处传来狗叫声,我们几个孩子的心里充满着期待,因为从矿上回来的父亲要给我们带来好吃的东西。

严格地说,父亲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他十八岁参军,走出村庄,退伍后又一直在煤矿工作。他是干活的好手,星期天矿上休息的时候,他都要到地里干活。记忆最深的是麦收时节,我大约只有六七岁,爸爸妈妈到场上打场,我屁颠颠地跟在后面。金黄色的麦子摊在场上,阳光照在麦穗上,反着金灿灿的光,老牛拉着石轱辘一圈一圈地绕着,把麦粒从麦秸上压下来。我们小孩子就在那金黄色的地毯上跑啊跳啊,滚一身麦糠。妇女们的工作是把麦秸用叉子挑走,然后把带着麦芒的麦子堆在一起,男人们的任务是扬场,要等有风吹起的时候,用木锨扬起麦糠麦粒,于是轻浮麦糠随风飘走,落在远处,沉重的麦粒落在近处。扬场需要很高的技巧,要知道看风向,扬的高和低很有讲究,太高了,麦粒要随风散的很远,太低了,麦糠飞不了,等于白费力气。爸爸是扬场的好手,每到扬场的时候,爸爸的面前总是堆满金灿灿的麦子。我总要用小脚丫踩麦子,感受那种麻酥酥甜蜜蜜的感觉。麦粒成熟而饱满,光滑而有质感,一点都不硌脚。爸爸总是边擦着脸上的汗珠,边亲切地看着我,眼里满是疼爱。

记忆里还飞动着许多蜻蜓,它们色彩斑斓,高高低低地在记忆里盘旋着。在麦场上,傍晚的时候总有蜻蜓飞舞,据说蜻蜓能吃蚊子,于是场上许多小孩子舞动着扫帚扑蜻蜓,然后放到蚊帐里,让它们吃蜻蜓。最喜欢的是一种叫红辣椒的蜻蜓,它浑身红灿灿的,翅膀也亮晶晶的,一对大眼睛特别漂亮。但红辣椒特别聪明,也很少见,很难扑到。能捉到绿豆青也不错,它个子特别大,眼睛特别圆。最常见的是黄色的蜻蜓,它们动作笨拙,很容易扑到。如果想捉蜻蜓,就要起个大早,到茅草地里去捉。有露水的早晨,蜻蜓飞不动,它们停留在草叶上。这时候你要放轻自己的脚步,伸出两个手指,轻轻地捏住蜻蜓的翅膀。许多个夏天,我的小蚊帐里总飞动着可爱的蜻蜓,它们像我童年中的天使,陪伴着我走过童年。

还喜欢故意光着脚走过通向村外的土路,太阳把沙土烤得炙热,脚伸进沙土里,就像伸进小棉被一样舒服。有时候几个孩子故意扬起沙土,沙土随风飘散,近处的沙土又聚拢过来,沙土飞走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就像我留在沙土中的童年的脚印。屋后的楝子树是我们童年时最好的玩具,我们很容易忘记楝子树开花时的美丽,只记住了它秋天成熟时的模样,那一串串坚硬的豆豆,可以用来打仗。

乡村里有那么多让我难以忘记的东西,村头小河里捉鱼的快乐,野地里的烤豆子的香味,大雪纷飞里的奔跑的自由,春日里萌生的向往……这些都伴着村子里的草和树,伴着村子里的土路和麦场,伴着故乡湛蓝的天空,和天空中北飞的大雁,一起飞落到故乡。


                                                             



                                                                                        此文刊于《东渡》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