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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稻》谢金良

发布日期:2017-09-20      阅读数:133 次

我的家乡是风光秀丽的江南水乡,平展展的田野上,成片的良田一块连着一块,星罗棋布的池塘闪现其间。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村前村后的田野里,一条条狭窄的田埂,像人体上的血管,纵横交错,遍布一块块良田周围。到了庄稼成熟收获的季节,收割的稻、麦不能用车拉,都要靠人工用肩膀挑回家,挑稻是一种需要用力气的农活。

挑稻的工具是一根长扁担,二根担绳。扁担约有二米多长,两头向上翘起,头上装有长短两个键,两键之间的空隙,用来固定住担绳。挑稻时,扁担不但不向下弯,还能上下翘动弹跳,肩上感觉轻松,跑起来看得见前面的路。每根担绳长三米左右,一端系上担钩,担钩是用木质坚硬的树枝杈做成的,刨削得十分光滑,在收扎稻梱时,抽起来滑络。担钩也有用铝、铜等金属做成的。

俗话说;“种田搭帮,经商独项” ,在农业合作化之前,农村里都是各家各户种田,农业生产以家庭形式经营管理。农忙时节,乡邻之间互相帮忙,伴工合作。秋收时节,人们注意观察天气变化,抢睛天把田里收割晒干的水稻收起来,需要预先定好收稻日期,再约请帮忙挑稻的青壮年,田多的农户一般请七八个帮工,田少的也要请三四个。还要请几个帮忙捆稻的村妇和村姑。

到了收稻那天,主人家里备好了丰盛的酒菜和烟,上午十点左右,帮工们带着劳动工具络续来了,人到齐后,主人开饭招待大家。中饭菜是大碗的鱼和肉,还有饱肚的糕点,只备少量的米酒,大家也喝得少,担心喝多了挑稻会误事。

帮工们吃完中饭,来到谷场边牛棚下的树荫里,主人早在那里的长桌上准备了凉茶,大家坐着喝茶,休息一会儿。然后拿起工具,说着笑着,走过河埧头来到村外,向主人家的稻田走去。年轻的村姑和村妇已经提前来了,早就把一个个捆扎成的稻捆,摆放在田里。

青壮年们争先恐后地走下田,把担绳摆放好,抓起稻捆装担,一般七个稻捆装一头。装完后,把扁担两头扎扣住担绳,两臂使劲用力,撬起稻担上肩就跑,撬不起时,只得半蹲着身体,把扁担搁到肩上,弓着身体用力地把稻担挑起来。

大家都想争挑头担,走在前面,不仅能在众人面前出风头,而且谁率先把稻担挑到谷场上,转身再回到田里时,可以近处装稻,稻捆随手可捡,走的路少。而落在后面的人,装稻要到离田埂远的地方,走的路多。挑稻是越快越争先,越慢越落后,越费劲。

人们肩挑着稻担穿过田间小道,走上了大路,很快形成一字形队伍。东边那家的稻担走来了,西边这家的稻担也走过来了,一队又一队,像天上飞过的雁群。挑稻的队伍汇集在通向小村的大道上。人们乘势着扁担在肩上弹跳的节奏,脚步也合着有节拍向前快跑。嘴里哼着的号子。只要注意细听挑稻的号子,可以分辨出“哼哟、吭唷、吭!唷!吭唷嘿哟” 的不同号声,此起彼伏,在秋天的田野里迴荡,成了一组雄壮激昂的号歌,那一群群、一队队挑着稻担的队伍,成了农村秋收时节一道亮丽的风景。许多年以后,仍使我记忆犹新,想起少年时家乡的秋收景象,就会像一幅幅图画,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挑稻的号子比一般劳动号子清脆响亮,富有音乐的节奏,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音响,是激发力量的声音,这种激昂的旋律会产生力量,催人奋进。挑稻号子是不需要作曲家谱曲,不用各种乐器伴奏的,它是人们在劳动中的集体哼唱形成的产物,是人们用肩上压着的稻担,用双脚移动的步伐,从内心自然催生出的呼号,宏亮而激昂。

村庄南面有条柳青泾坝,路边有个生长着松树的坟墓。人们挑稻经过河坝时,会哼唱出响亮的号子。多年以后,有人在雨夜经过河坝时,隐约听到挑稻的号子声,看看周围又没有人,吓得直往村里奔。说是鬼在挑稻,还有人在夜间看到过坟地里有飘动的鬼火。更是让人们信以为真,河坝头是鬼出现的地方,吓得村上不少人夜间不敢经过那里。直到有一年,村里来了位下放的蹲点干部,他听了乡亲们谈起鬼怪挑稻的事,看了河坝头周围的景物,解释说,这挑稻号子是松树录下的音,在遇到适当的时候,会放出录音。鬼火是磷火。大家听了觉得新奇,但感到怀疑,不相信他的这种说法。后来在土地平整时,坟墓成了良田,松树没有了,再也没有人在夜间经过河坝时,听到挑稻的号子,鬼火也没有人看见了。

挑稻是全身运动,劳动强度大,需要力气。工间休息时,主人端出可口的点心招待大家。食品有糯米做的糍团、汤团、粽子,还有水果和凉茶,

傍晚歇工了,主人家像过节一样,准备了丰盛的晚宴,用好酒好菜招待大家。人们围坐在餐桌上,端着酒杯,兴高采烈地相互激励着敬酒,比酒量,畅怀痛饮,畅所欲言,忘记了刚才挑稻时的辛劳和疲倦。主人忙着给大家添酒,还不时地敬酒,他看着家冂口谷场上高高堆起的稻罗,丰收的喜悦溢满笑脸。宴席快结束时,主人喜笑颜开地给大家兑付工钱,感谢亲朋好友和乡邻们的帮忙。

大家酒足饭饱后,谢过主人的热情款待,扛起缠着担绳的扁担,亨着歌儿快乐地回家。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收获水稻用上了收割机,省力方便,又快又好。秋收挑稻这个费力的农活,成了历史的记忆。


                                   


                                                  此文刊于《东渡》2016年第3期